徐悲鸿（左）与齐白石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从画家“交恶”的角度说，恐怕没有例子比得过刘海粟与徐悲鸿之间的公开与激烈了。有意思的是，二人有不少共同点，如年龄相近；美术观均形成于“五四”前后；均不同程度地学习过传统中国画，又均留学或游学过日本及欧洲；均受到过康有为与蔡元培的提携和扶持，乃至在他们的创作和教学中均含纳康氏“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以及蔡氏“兼容并包”的因素；均热心并终生致力于新式美术教育，且成绩斐然，均居20世纪最重要美术教育家之列；均注重美术理论，重视从理论的角度为自己的教学和创作找到合理的依据；性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激烈和张扬特征，均不属于仅仅甘于寂寞探索的艺术家；等等。这些共同点常令他们逃不掉“交集”，而每有“交集”，又常演变为“事件”，如果套用一句老话，便是“既生瑜何生亮”。

从1931年9月18日刘海粟欧游返国，到1935年7月刘海粟赴欧巡展归国的三四年间，徐刘二人纠缠、较劲于赴欧巡展一事——因为较劲而分道扬镳，将一次巡展变作两次，更为争“首次”之名而不甘后人。于徐刘，功夫不负有心人，辛苦的同时，更大程度地名扬海内外，都不曾被辜负；于国家，增加了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于美术史，增添了不少中外美术交流的线索和内容；于我们后人，在观赏这份“热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考证工作，有所得，亦有所担负。

这两个巡展无论筹备经过、巡展时间、巡展地还是参展画家等，较多重叠，较为混乱。徐悲鸿于1933年1月28日离沪赴法举办欧洲巡展，1934年8月17日返抵上海，历时一年半余；刘海粟于1933年11月13日离沪赴德举办欧洲巡展，1935年7月初返沪，历时约一年八个月。除了时间相错约一年之外，二人赴欧时长差不多，赴欧目的相同，展览规模类似，各地媒体关注度和评价相近，巡展地有部分重叠，总之，像这样密集地远赴欧洲举办几乎同等规模、同等类型展览的，在民国美术史上实属唯一，极为惹眼。因刘海粟巡展的首展和重头戏在柏林，故可简称“中德展”，同理，徐悲鸿的巡展可简称“中法展”，以便于叙述。

虽然刘海粟赴欧晚于徐悲鸿，但其动议和筹备工作均早于徐悲鸿。1929年，刘海粟受教育部派遣，以政府考察员身份考察欧洲美术教育和推动中西艺术交流。他于该年3月16日抵达巴黎，除了被巴黎艺坛的自由氛围所吸引，还对欧洲艺坛看待东方艺术“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的认知深有感触，曾建议从国内刚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中选择一二百件精品，与旅法画家作品一起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堡姆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以增进欧洲人对中国现代艺术的了解，但终因过于仓促以及经费一时难于筹措而搁浅。

刘海粟夫妇与傅雷（右）在法国合影

1931年3月，刘海粟受邀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演和举办个展，德方反响热烈——德国政府恰于该年1月在柏林国立美术院举办了大规模日本现代绘画展，对东方文化热情高涨，拟再举办中国画展，并愿意与中国政府各负担一半的经费，于是很快组成了中德双方政府级别的组委会，“几费周折”的中国现代绘画海外展终于“端倪初具，蹊径略成”了，虽然德方愿望之强和积极主动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刘海粟显然不乏积极配合之功，其欧洲考察也未辱使命。

但刘海粟归国之日恰遇“九一八事变”，“国难方殷”，政府一时无暇顾及艺术之事，所以此事在沉寂了七个多月后才正式提上日程。1932年8月6日，中方筹委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并于是日成立了附设于上海亚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内的筹备处，推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徐悲鸿和刘海粟为常务委员，以蔡元培为主席，开始筹备一切。但与德方按计划行事的作风不同，中方的工作始终在敷衍和消磨中低效推进，且在所聘委员形同虚设、秘密包办式遴选作品以及草率的工作作风等方面一直受到舆论的质疑甚至抗议。但随着展期临近，刘海粟携带三四百件作品再度赴欧，一切便木已成舟了。实际上，对于这样一项大规模的代表国家的展览，既无法做到十全十美，也无法避免争议。好在1934年1月20日该展在柏林普鲁士美术院开幕时，包括各国大使在内的四五千人到会，堪称盛观，总算为国家挣足了面子。展览不仅获全德各报的一致称扬，且引来德国其他地区和欧洲各国的注意，汉堡、慕尼黑、莱茵河各省，荷兰、瑞士、捷克、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等国，先后函电，聘往展览，刘海粟征得中国政府允许，遂至汉堡、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伯尔尼、伦敦、布拉格等处巡回展览，外加几次个展，前后共13次。此外，每到一地还多配有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弘扬中国文化。

在首站柏林展中，德方要求从展品中选17件赠予柏林普鲁士美术院，辟专室陈列，经协商，德方获藏吴昌硕《紫藤》、任伯年《渔翁》、梁公约《瓶菊》、高奇峰《花桥烟雨》、王启之《菱瓜》、刘海粟《赤壁图》《葫芦》《松鹰》、黄宾虹《大渡河》《峨眉山》、王一亭《柳鹅》、张大千《墨荷》、陈树人《紫云》、高剑父《松风水月》、潘天寿《朱荷》、溥儒《寒岩积雪》及孙孟禄《荷塘》，此为国外博物馆入藏中国现代绘画规模最大的一次。可惜的是，这批藏品全部毁于二战。

以在欧一年半多的时间，交出这样一份日程表，似可用马不停蹄来形容了，刘海粟此行以1935年6月30日抵沪而结束，以7月21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八楼为其设宴欢迎，并得到政府“对于欧洲学术界影响之大，震撼之深，前所未有，贤劳卓著，载誉东归”的评语而画上完满的句号。

如前所述，徐悲鸿在“中德展”筹备之初是有所参与的，而且此前似也未有赴欧巡展的切实准备，很可能是“中德展”国家拨款的扯皮拉锯和进展迟缓的筹备工作，令其失望，从而加快步伐，力争赶超“中德展”，抢占中国现代绘画的国外首展之功，甚至孤注一掷地不惜以自己在南京刚刚完工、乔迁甫定的新居向银行质押以获得赴欧贷款——心意之坚定可见一斑。

当然，另一个触发徐悲鸿分离出去的原因显然是徐刘的“启事大战”：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主办“刘海粟欧游画展”开幕，此为政府出面为个人办展之首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撰序，并于10月26日展览结束后出面大宴宾客以庆祝，极尽高调，本就容易招致同行反感，恰在此时，《新时代》1932年第三卷第三期刊登曾今可撰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有“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底学生”之语。这成为导火索，引起徐悲鸿强烈反应，于11月3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申明自己不是刘海粟学生，并讥上海美专为“野鸡”学校。11月5日《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以回应、《曾今可启事》以辩解。11月9日《申报》再登《徐悲鸿启事》再次重申和回击——这一波“启事大战”引来无数围观和议论，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著名口角之一，更是徐刘彻底决裂的关键点——而这场火力集中的“混战”正值徐悲鸿从“中德展”筹备中分离出来之时，实为赴欧巡展的一大背景。

对于徐悲鸿来说，之所以敢有这种临时起意的大举动，其八年留法经历所积累的法国人脉资源显然是根本。实际上，国民政府在海外成立的最为重要的留学机构——里昂中法大学以及该校秘书刘大悲，是此次徐悲鸿“中法展”最倚重的力量。当然，这种缺少国家资金支持又仓促行事的海外大展，筹备之艰不难想象。

1926年冬，徐悲鸿曾带部分作品赴里昂，中法大学特辟一室陈列，意外获得里昂人的赞赏；1930年夏，好友谢寿康往任驻比利时使馆代办，曾携徐悲鸿作品40余件在布鲁塞尔展览，不仅大卖，而且引来比利时王后前来参观。这两次“试水”经验使得徐悲鸿深感文化宣传的吸引力，并成为他赴欧巡展的“底气”。说到底，如果不是中法之间在文化的输出与引进方面具有共识，也不可能这样一拍即合；而如果这个机会不是被有亲身经历的徐悲鸿敏锐捕捉到，一切也是枉然。

这个由徐悲鸿自主的“中法展”，没有作品的征集和评审环节，仅以其个人力量用三四个月南来北往一二个来回，便聚集了“投赠+借用+选购”的300多件古今字画，其中现代作品来自郑午昌、方药雨、冯超然、高奇峰、黄宾虹、胡佩衡、贺天健、林风眠、吕凤子、刘海粟、吴湖帆、张大千、陈树人、钱瘦铁、经亨颐、齐白石、徐悲鸿等71人，涵盖了多地域、多画派。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海粟也位列其中，虽然刘海粟作品来自徐悲鸿友朋，但徐悲鸿能够容纳之，也属大度了，毕竟，“中德展”是绝无徐悲鸿的。

1933年1月28日，徐悲鸿携画七箱由沪启行，3月4日抵达巴黎，重要的介绍人李石曾突然变卦，陷徐悲鸿于经费无着、靠借贷维持日常开销的困迫境地，比起经费充裕的刘海粟“中德展”那种官方展览，真有霄壤之别。但从结果来看，多少应验了“有志者事竟成”之古训，山穷水尽处，到底还是一片柳暗花明。

“中法展”于1933年5月10日在巴黎堡姆美术馆开幕，中国驻法领事馆顾维钧公使及夫人等2000余人到场。展览大获成功，好评无数，以至原定的一个月展期被两次延期，共展45天，于6月25日闭幕，徐悲鸿沟通文化之宏愿圆满达成。

鉴于门票、目录册等收入甚丰，该馆决定购藏12件展品专辟一中国画室，俾与已有的日本画室并立，计王一亭《达摩》、齐白石《棕树》、经亨颐《兰石》、徐悲鸿《古柏》、张大千《荷花》、张书旂《桃花》、陈树人《芭蕉》、郑曼青《墨葵》、张聿光《翠鸟》、方药雨《小鸟》、高奇峰《帆船》、汪亚尘《消夏》，此为中国现代绘画首次在国外美术馆开辟陈列专室。

巴黎展的成功引来英、西、意、德等各方的邀请，但限于经费，最终只巡至意大利和苏联：1933年12月19日至1934年1月19日在米兰皇宫、1934年5月7日至6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馆以及6月19日至7月19日在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该馆入藏了12件展品，此外，莫斯科方面决定赠送中国19世纪以来俄国现代名家名作13幅，徐悲鸿则捐赠莫斯科美术馆齐白石、张大千、陈树人、王一亭等的15件作品作为回赠。此外，大型巡展中又穿插了徐悲鸿在布鲁塞尔、柏林、法兰克福的三次个展，这样，公私相加共为七次，并在巴黎、法兰克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四处辟有中国画专室。有意思的是，徐悲鸿在柏林的个展期间，也正是刘海粟启程来德之时，从柏林到法兰克福，徐悲鸿甫一离开，便是刘海粟随后到来，如同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在南洋的募捐角逐，真是有趣。

1934年8月17日晨，徐悲鸿夫妇乘轮抵上海新关码头。这一轮角逐，大幕将合，偃旗息鼓……

可以说，徐刘交恶的根本是艺术观和教育理念的分歧，但同样的分歧似也存于徐悲鸿与林风眠之间以及刘海粟与林风眠之间，却未曾闻见丝毫火药味，从这个层面而言，又是性情使然。但无论如何，身居20世纪最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之列的徐悲鸿和刘海粟，同样在办展方面有着极为突出的表现，成为他们艺术历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方面互为补充，丰富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

来源：《群言》202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