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高河汉近七夕古今同：清代御苑中的七夕活动

马骁；吴晓敏；陈东

七夕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焕发着生命力。清代宫廷内，七夕节依然备受重视。

清代盛期的宫廷七夕节庆活动是在哪里举办的？

有什么样的活动和特殊的布置？又有哪些人参与？

本文通过档案解读，使清宫七夕活动的面貌更为具体、清晰，也可借此一窥乾隆年间宫廷生活。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称为「七夕」或「乞巧节」。两汉时期，我国就有了七夕之俗。《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作为古代诗歌中的名篇，借牛郎织女的故事写人间夫妇离别的哀怨，对后世七夕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乞巧习俗逐渐普及，至宋代发展到鼎盛阶段，朝廷把它设立为法定节日，民众参与度很高。《梦粱录》记载：「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七夕」，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二五）这一时期，七夕的娱乐性及商业性日益突出，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清两朝，七夕风俗与前代相近，仕女们通过祭祀牛郎织女，寄托乞求智巧、求子求育的愿望。清代宫廷中，紫禁城、畅春园、避暑山庄、圆明园、西苑和颐和园等处都曾举办过七夕活动。其中以乾隆皇帝即位后在圆明园「西峰秀色」和避暑山庄「水芳岩秀」先后建立的两处七夕活动场所最具典范意义，其陈设器具的工艺水平、仪式的规模和规范性都远远超过其他宫苑。本文将通过档案解读，使清宫七夕活动的面貌更为具体、清晰，也可借此一窥乾隆年间的宫廷生活。

清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桐荫乞巧」绢本设色◎纵三七厘米◎横三一·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唐岱、沈源合绘圆明园四十景图之「西峰秀色」绢本设色◎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圆明园「西峰秀色」与七夕活动

西峰秀色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圆明园北部一处小岛上，始建于雍正年间，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西路组群最西侧临河处建有歇山式敞厅三间，坐西朝东，带围廊，曾有雍正皇帝题额「西峰秀色」—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十月初八日，造办处将做得「紫檀木夔龙边柏木心煤炸字」「西峰秀色」匾一面送来安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雍正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一九〇）

《胤禛十二月行乐图》表现的是雍年间的时令风俗，其中的「七月乞巧」映的就是仕女设供乞巧的场景。《胤十二月行乐图》中的殿宇游廊均是画在现实建筑基础上加工而成，带有想色彩，因此尚不能确定「七月乞巧」绘建筑是否即为雍正皇帝久居的圆明中的西峰秀色。

清人绘胤禛十二月行乐图之「七月乞巧」绢本设色◎纵一八四·四厘米◎横一〇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西峰秀色举办七夕活动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乾隆时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裱作」条记载：「七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催总达子来说，太监张玉等传旨：西秀色七夕用的围屏上两边扇耕织图画六张，将上下每一张下各去一寸五分。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十二》「乾隆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七二六）可见至晚在乾隆初年，西峰秀色就已经举办过七夕活动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以前以及整个嘉庆年间，七夕佳节前后，皇帝大多数时间都驻跸于圆明园{根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帝起居注》的记载，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至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的二十七年间，除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乾隆皇帝没有巡幸热河外，其余年份的宫廷七夕他全部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而从乾隆御制诗可知西峰秀色是七夕活动的常设场地（《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九《七夕》），其使用频率非常高。

那么清宫的乞巧仪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乾隆皇帝御制《乞巧吟》中有一段「今夕乃七夕，瓜果良具陈。中庭供星象，河鼓与天孙」。（《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三《乞巧吟》）「河鼓」在此处指「牵牛星」，「天孙」即「织女星」，表明当时七夕会供奉牵牛织女二星。

乞巧仪式上还有华美的布景和「彩棚蛛盒」等陈设。《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载：「七月七日祭牛女，宫殿监司其事。西峰秀色，为御园四十景之一，七夕巧筵，曩时常设于此，有彩棚蛛盒之胜。乾隆御制诗云：﹃西峰秀色霭宵烟，又试新秋乞巧筵。﹄盖纪实也。」（【清】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卷之十四，中华书局，二〇〇五年，页一八八）「彩棚」即乞巧棚（【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七「乞巧棚」：「《岁时杂记》：﹃京师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秸，编而为棚。﹄」），《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用于设供宴乐，亦名「乞巧楼」（【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乞巧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九八），西峰秀色中的彩棚大概是其一种简化形式。「蛛盒」是盛放蜘蛛的小盒，是乞巧的一种形式，七夕夜将蜘蛛放入小盒，次日开启，观察蜘蛛所织之网是否稠密，密者则认为「巧多」，稀者「巧少」。这些布置都反映了清宫七夕节俗对前代民俗的吸纳。

清费丹旭七夕图轴纸本设色◎纵一二〇厘米◎横五一·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西峰秀色有特制的七夕围屏、地平等陈设。乾隆二十九年《活计档》记载：

（七月）十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合牌样一座（西峰秀色）传旨：着做紫檀木或花梨木围屏一架、楠木包厢地平一座，先画样呈览。钦此。

十五日，笔帖式五德将画得围屏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照卧蚕夔龙样用紫檀木做。钦此。

于七月十六日，笔帖式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笔宣纸字对一付（耕织象昭垂，人时回授；星河文灿列，天巧谁施）、围屏上画条十张（俱系西峰秀色围屏上）。

传旨：着发往苏州照样绣做送来。钦此。

于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苏州织造普福送到七夕应用绣字对一付、围屏心十幅呈览。奉旨：照例查核，其字画交如意馆托表（裱）。钦此。

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苏州织造普福送到为做西峰秀色绣围屏心应用何色地杖，随米色宫䌷一块、白绫一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用米色宫䌷地杖，赶七夕以前送到。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二十九》「乾隆二十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一五一、一五二。原书对此段档案的排列顺序疑有误）

由此可知，为七夕特制的围屏系紫檀木胎，上雕卧蚕双龙纹样，屏上有画条十张及乾隆御笔字对一副，联曰：「耕织象昭垂，人时回授；星河文灿列，天巧谁施。」（笔者按：原书文字不清，对联文字辨认可能有误）画条和字对均由苏州织造以「米色宫䌷（绸）」地重新绣做。地平为楠木包镶。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交「黄地红花羊毛毯」一块，并传旨沿青布边在西峰秀色七夕地平上铺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二十九》「乾隆三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五六四、五六五）

除了七夕围屏和地平，西峰秀色还有龙亭、桌案、吉祥陈设、挂对、供器亭等配套陈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乾隆四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二〇九），这套精心制作的器具仅在七夕当日才使用，非常贵重。

西峰秀色殿内还悬挂乞巧图一轴，由姚文瀚「开脸像，衣纹着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二》「乾隆三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五一六）通过对装饰陈设的营造，使该区域呈现的文字和图像元素密切呼应七夕主题，提升了此处的节日氛围。

而关于圆明园七夕乞巧的具体活动，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穿戴档》记录了大致过程：

七月初七日，七夕令节。

戴双层轻凉南紴绒缨正珠珠顶冠，穿黄刻丝金龙单袍，红青实地单纱绣二色金金龙褂，松石大鞓带，雕伽楠香数珠，青缎鞋袜。

后码头乘船，至西峰秀色供前拈香毕。

更换双层轻凉南紴缨冠，驼绒芝麻地单纱袍，红青芝麻地单纱褂，汉玉马尾昭文袋（拴小荷包、火镰袋），进早膳毕。

乘船至勤政（殿）办事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八八五、八八六）

由此可知，西峰秀色的乞巧供设在清晨，乾隆皇帝起床后身着盛装（穿吉服，外罩衮服，头戴吉服冠），由寝宫九洲清晏后码头坐船，经水路来到西峰秀色供案前拈香行礼，仪式过后更换服饰，用过早膳后才去勤政殿处理政务。清代的皇帝衣冠必须遵循一系列严格的制度，穿吉服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七夕的高度重视，这一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在清朝上层社会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据道光年间昇平署档案记载，圆明乞巧节一般会有两次戏曲承应：一是在西峰秀色举行仪式时，皇帝、后妃要在供前向牵牛、织女神位拈香行礼，内学首领和太监穿蟒袍补褂念斋意（即在牛郎织女神位前诵念祷辞），期间作乐献戏，但时间很短。二是仪式结束后，帝后移驾到同乐园等演出场所看承应戏。七夕常演剧目有《七襄报章》《仕女乞巧》《银河鹊渡》《七夕佳辰》等。（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二〇〇七年，页一四八、二〇八）

清冷鉴、黄门等合绘皇朝礼器图册之“皇帝夏吉服冠”绢本设色◎每页纵四一·三厘米◎横四〇·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冷鉴、黄门等合绘皇朝礼器图册之“皇帝龙袍”绢本设色◎每页纵四一·三厘米◎横四〇·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冷鉴、黄门等合绘皇朝礼器图册之“皇帝衮服”绢本设色◎每页纵四一·三厘米◎横四〇·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清宫七夕节，皇帝着盛装出席，穿戴吉服，外罩衮服，头戴吉服冠。

清《七襄报章、仕女乞巧》戏本及内页故宫博物院藏

清《银河鹊渡》戏本内页故宫博物院藏

避暑山庄「水芳岩秀」与七夕活动

避暑山庄过七夕的习俗可追溯至康熙年间。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共度过了十四次七夕节，但乞巧举办地不详。乾隆、嘉庆时期，避暑山庄的七夕节庆迎来高潮，皇帝共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六次七夕节（分别是乾隆二十八年，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四年至嘉庆三年）；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是清朝皇帝最后一次在避暑山庄过七夕。（咸丰十一年没有遵循乾嘉时期惯例在水芳岩秀进行乞巧，而改在澹泊敬诚殿后四知书屋设供。咸丰皇帝也没有亲自行礼，而是派遣钟郡王奕詥辰正至供前拈香，内学随乐，仪式的规模和程序被大大缩减。见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二〇〇七年，页三一五）综上，清廷总共有四十一次七夕节是在避暑山庄度过。

水芳岩秀是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之一，位于避暑山庄湖区最大的岛屿— — 如意洲中轴线上，是如意洲建筑群的后殿和寝宫，始建于康熙年间。在水芳岩秀办乞巧的最早史料记载也是在乾隆朝，但时间要比西峰秀色的记载晚得多。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如意洲水芳岩秀改安内檐装修、添建仙楼；四月十八日，造办处灯皮作交出「紫檀木绣纱灯十对」呈览，传旨：「在如意舟七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六》「乾隆三十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二一、二二）因此，水芳岩秀办乞巧的时间不会迟于乾隆三十八年。此后，乾隆四十年《巡幸热河膳食底档》记载：「七月初七日。卯初，请上至水芳岩秀供前拈香行礼毕。卯正一刻，一片云西暖阁进早膳……舒妃等位一片云东暖阁聚座，豆腐汤，分例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三》「乾隆四十年哨鹿膳底档」，中国档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五三三）进一步明确了水芳岩秀办乞巧的史实。

清代宫廷仪式至乾隆时期日趋模式化、成熟化，西峰秀色珠玉在前，为水芳岩秀的乞巧提供了完美的写仿对象。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首领董五经交宣纸一张，传旨：「热河水芳岩秀殿内西间罩内西墙画条一张，着姚文瀚照西峰秀色七夕旧稿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六》「乾隆三十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一四一）姚文瀚，生卒年不详，善绘人物、界画，乾隆初年供奉内廷，在画院活跃时间近五十年，深受皇帝赏识。为配合水芳岩秀的七夕主题陈设，乾隆皇帝特令姚文瀚仿圆明园西峰秀色七夕图旧稿绘制一幅七夕图。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据《如意洲陈设档》《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记载，此图原是水芳岩秀贴落画，民国初年被运京归古物陈列所，之后成为故宫博物院藏品），以透视手法描绘了神话和现实中七夕诸景：天上祥云缭绕，喜鹊翱翔，虹桥飞跨，牛女相会；人间玉殿琼楼，仕女云集，孩童嬉戏，设供乞巧。整幅画充满了安乐祥和之气。画面上方有乾隆御题诗一首，字迹虽已残缺，但尚能辨认的部分通过查询可确定是乾隆三十九年《七夕》诗：「此地宛今夕，塞云仍七襄。针楼虽未设，瓜席却依常。巧乞拙谁乞，离长会亦长。林标听鸣鹿，天乐下仙琅。」（《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十四《七夕》）

避暑山庄水芳岩秀殿旧影图片取自Mary◎Gaunt,A◎Woman◎in◎China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乾隆皇帝又下令照西峰秀色七夕围屏样式为水芳岩秀仿制一架：「（七月）十一日，侍郎金□面奉谕旨：西峰秀色现安紫檀木边绣诗意七夕围屏一架，着量准尺寸，再将如意洲水芳岩秀殿内亦丈量尺寸呈览。准时照西峰秀色绣诗意围屏一架，发往苏州照样绣做。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乾隆四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二〇九）

这座由苏州工匠精心绣作的围屏现存故宫博物院（根据《清内府藏刺绣书画录》卷六所录藏品信息，对比《如意洲陈设档》记载，可确定该围屏是水芳岩秀旧藏），紫檀木边，共十二扇，正面有米色地五彩刺绣七夕图十幅，布局工整，设色浓艳，描绘了天上牛郎织女相会、人间仕女乞巧等场景，各幅上方均有乾隆御制诗，两侧边条上通过乾隆御笔对联「垂象丽，三霄星河正朗；授时陈，七月耕织宜勤」点明了七夕主旨。围屏背面贴袁瑛设色山水画十二张，乃是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奉旨绘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一》「乾隆四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八四五），并于次年用高丽纸托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三》「乾隆四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一六三、一六四）

清姚文瀚七夕图轴纸本设色◎纵一七六·五厘米◎横九二·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避暑山庄水芳岩秀殿旧藏

清紫檀木边绣七夕图袁瑛画山水图围屏（正、背）及局部高三九八厘米◎宽七五一·六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避暑山庄水芳岩秀殿旧藏

光绪年间，如意洲《陈设档》称这件围屏为「紫檀边一面绣山水人物一面袁瑛画山水十二屏风一座」，并注明「帽座无存，分庄（装）四箱」（【清】热河都统衙门编《避暑山庄陈设清册》第四十二册，国家图书馆藏本），据此可知，水芳岩秀的七夕围屏在清末时屏帽和屏座均已丢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并非乾隆时期的完整模样。

除围屏外，水芳岩秀的七夕陈设还有不少也是由苏州制作的。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四日，苏州送到「七夕人景陈设一分（计二十座）」，奉旨：「在如意洲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二》「乾隆四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五一五）通过乾隆皇帝晚年有计划地构思、设计、布置，水芳岩秀七夕陈设品的种类逐渐完善，数目日益增多。据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年）十二月如意洲《陈设档》显示，殿中乞巧用具已多达一百五十余件，计有「雕紫檀绣花灯十对、绒锦桌套四件、绒锦椅搭八件、绫绢人物吊挂三十四件、彩球六十八件、铜珐琅戳灯一对、紫檀边字画十二屏风一座、洋漆桌一张、黑漆桌八张、顾绣桌围八件、黄缎绣花幔子一件、黄绸绣花幔子一件、红毡一块、撞金毯一块、犁杖一件（随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九》「嘉庆五年十二月如意洲分下无暑清凉法林寺等处陈设铺垫漆木器皿等项清档」，中国档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二五一、二五二）

七夕节的供奉备办由内务府负责，清宫热河档案》收录了一份《驻跸热应用供献底档》，按照时间、程序、与人员对避暑山庄的乞巧活动予以记，兹以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为例：

七月初七日丑时（凌晨一点至三点），膳房在水芳岩秀殿内设供一桌……

卯初一刻（五点十五），妃嫔等位至水芳岩秀。

卯初二刻（五点半），万万岁爷（当时乾隆已退位，被尊称为万万岁爷）至水芳岩秀供前拈香毕，东边坐。妃嫔等位叩头毕，西边坐。就位赞礼官念斋意献酒送焚化。预先拈香毕。奉敕旨着皇帝（指新皇帝嘉庆）同皇贵妃（即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供前叩头毕，还继德堂。

万万岁爷看戏，奉旨要巧果。上进巧果时，总管刘芳据黄折片二个，奏过奉旨：按折片赏妃嫔公主等位巧果一盒、瓜果一盒。阿哥们巧果一盒、瓜果一盒。军机大臣巧果一盒、瓜果一盒。郭什哈额驸郭什哈辖巧果一盒、瓜果一盒。祥玉等巧果一盒、瓜果一盒。

清文竹瓜式盒高九·六厘米◎长一四·三厘米◎宽八·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金漆瓜瓞纹瓜式盒高一〇厘米◎长二〇·七厘米◎宽一六·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卯正（六点）至一片云西暖阁进早膳，妃嫔等位一片云东暖阁进早膳。分例膳。

万万岁爷进早膳毕，至澹泊敬诚办事。妃嫔等位至烟波致爽。香尽念斋意毕，总管佟安送焚化。撤供一桌二十八品，锦辉堆二品，内除米四品、藕山一品此五品不赏，其余二十五品遵六十一年赏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六》，中国档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三九二、三九三。按：档案中纪年为乾隆六十二年，即嘉庆二年）

凌晨时分，内务府开始搭设布景，并由茶膳房安装供桌供品。卯时，后宫妃嫔先至水芳岩秀集合，过了一会儿，乾隆皇帝驾临水芳岩秀，在供案前焚香行礼，并落座于东侧；妃嫔们叩头行礼，在西边就座。赞礼官随即念斋意献酒。

行礼结束，皇帝和后妃就可以转场去看承应戏了，帝后乞巧时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剩下的仪式交由太监等人继续，香烛燃尽，斋意念完后，焚化祭品，并将供桌上的果点撤下赏赐。圆明园西峰秀色的七夕活动很可能与此类似。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虽已退位，但仍是宫廷核心人物，一切活动都围绕他进行，嘉庆皇帝的存在感并不强。嘉庆皇帝即位后跟随乾隆皇帝在水芳岩秀三度七夕，只是其中悲欢并不相同。嘉庆二年他创作过一组《七夕词》（《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十三《七夕词》）：

七襄曾见葩经咏，耕织攸司佑庶民。

牛女邻诬沿道箓，鹊桥绣幰恐非真。

一年一晤终能见，尘世堪怜失偶人。

此恨绵绵同万古，连枝比翼总沉沦。

金风玉露正高秋，报祀庭开如意洲。

自笑佳辰又饶舌，瓣香虔祝岁丰收。

这年初春，嘉庆皇帝的发妻喜塔腊氏（即孝淑睿皇后）因病逝世，他写了多首悼亡诗，「一年一晤终能见，尘世堪怜失偶人。此恨绵绵同万古，连枝比翼总沉沦」，诗中借牛郎织女的典故，寄托自己的哀思。就在前一年，嘉庆皇帝还与皇后在如意洲水芳岩秀共度七夕，「奉（太上皇）旨，着皇帝、皇后至供前磕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六》，中国档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三八九），不料数月后，皇后即因病离世，从此天人永隔。世事无常，高贵如帝王也无法避免。又逢七夕，嘉庆皇帝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为本该喜庆祥和的节日平添了几分伤感。

乾、嘉二朝，乞巧的后妃人数虽众，却没有详细名单。目前仅可肯定舒妃（叶赫那拉氏，乾隆皇帝妃嫔，乾隆六年入宫为贵人，后晋封为舒嫔，乾隆十三年晋舒妃，生皇十子但早殇，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在乾隆四十年参加过水芳岩秀的七夕活动，这是因为她当时在后宫中位次最靠前，所以《膳底档》记了一笔（见前引《清宫热河档案三》），而其余妃嫔都以「等位」二字省略了。档案中，当年扈从乾隆皇帝去热河的尚有皇贵妃（即嘉庆皇帝生母孝仪纯皇后）、颖妃、容妃、惇妃、顺妃、诚嫔、循嫔等，这些后宫女性似应都参加过如意洲的乞巧活动。

总而言之，皇帝和后妃在水芳岩秀过七夕的史实，让这座建筑成为清宫仪典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当时宫廷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人绘孝淑睿皇后像纸本设色◎纵三四·三厘米◎横二七·六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七夕节的意涵

七夕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古往今来，数不尽的青年男女、文人墨客都在这一天吟咏着属于自己或他人的悲欢离合。隽永独特的象征、传唱千古的诗词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使得七夕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焕发着生命力。

清代宫廷内，七夕节依然备受重视。其地位虽不如元旦、冬至、万寿诸节，但却拥有更加清新、惬意的节日氛围，特别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性是不可替代的。

在中国古代，七夕节令背后关联的文化意象和民俗内涵极其复杂。牛郎织女象征的「耕织」是农业社会民众生存之本，也是君主治世最为关切的内容之一。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首《七夕漫作》诗中，由天上的牵牛织女星联想到人间的男耕女织，称「试看织女，机丝万古无停歇，讵其所重锦七襄。世间粗帛大茧皆所遗，风人何谬云不成报章」，又说「牵牛示人耕作苦，乌犍终岁居其旁。夫耕妇织并勤力，星犹如此人其敢不蘉」《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二《七夕漫作》），提出要重视农桑，勉励臣民效法神话人物身上的优良品质，夫妇协力，勤劳耕作，以统治者的眼光评判了七夕在社会现实中的积极意义。在这个背景下，皇家的七夕祭祀活动不仅在于求子求育，更重要的目的是祈祷丰收，释放重视农耕和蚕桑的政治信号，表达帝王企盼百姓「寒得衣，饥得食，各知重农桑」（《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二《七夕漫作》）的迫切心情。

清人绘心写治平图局部之舒妃像绢本设色◎全卷纵五二·九厘米◎横六八八·三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清绵亿耕织图册（二十四开选二）纸本设色◎每页纵九厘米◎横九·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与此同时，女性在这一节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清宫等级森严，皇家男性成员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朝仪空间，除皇后以外的女性甚少抛头露面。七夕庆典虽然皇帝仍占有中心地位，但后宫妃嫔终于改变了平时的从属状态，成为这一节日的主角之一。她们在牛郎织女的神位前行礼、乞巧，又能观赏当日的承应戏，对于漫长而压抑的宫廷生活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

乾隆、嘉庆年间，宫中乞巧的场地选择与皇帝的巡幸活动密切相关。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开始，由于每年到热河时间提前至夏历五月（《清高宗实录》卷九〇九「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五月条」：「己未。上以秋狝木兰，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此后年份的五月行程亦为类似记载），宫廷七夕活动基本都改在避暑山庄举行，水芳岩秀一度取代了西峰秀色的地位。嘉庆皇帝亲政以后，巡幸时间再度延迟，多于中元节（夏历七月十五）过后才启程至避暑山庄，西峰秀色又重新开始办乞巧，并在此后的道光等朝相沿不辍。

圆明园西峰秀色和避暑山庄水芳岩秀在七夕的活动程序上存在明显沿袭关系。前者自乾隆初期开始，对乞巧的仪式和布景进行了长时间探索，最后成功树立了典范。乾隆皇帝显然对西峰秀色的七夕模式很满意，才在水芳岩秀的设计中多次进行参考，但他并没有全部复制，而是根据避暑山庄的实际情况对陈设布景略做了调整。两座建筑中用于乞巧的陈设，很多都是由苏州的能工巧匠制作，名目繁多，技艺精湛，一定程度反映了乾隆时期国力的强盛。

在建筑空间上，西峰秀色敞厅周围不设围墙，观景点正对园中的山水佳构，可见小匡庐瀑布，有极好的视野，突出了园林趣味性。水芳岩秀所在的如意洲中路呈现宫殿式的规整布局，庭院对称而封闭，建筑体量较大，举办仪式时给人以肃穆之感。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乞巧活动虽然受到历代七夕节俗的影响，但其空间环境、组织结构和仪式流程仍与民间保持差异。乾隆皇帝认为宫中气氛不应过于活泼自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岂学人家儿女子，筵前咄咄诉衷肠」。（《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二《七夕漫作》）在他的提倡和参与下，西峰秀色与水芳岩秀的七夕乞巧作为宫廷化改造的产物，整体活动氛围仍是庄重的。

当然，御制诗文需要对比和分析，字面意思也非完全可信。在另一首《七夕》诗中，乾隆皇帝说：「儿女子情我何有，一因耕织祝心虔。」（《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九《七夕》）宣称自己过七夕仅仅为了祈祝耕织。皇帝也具有人性，怎么会没有儿女私情呢？他为孝贤皇后写过大量悼亡诗，不乏缠绵悱恻、感人肺腑之作。这首诗如此表述，只是为了强调君主的职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