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反”到“思”

《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南宋张九成的《心传录》卷下《论语绝句》诗云：

此理寻常岂不如，

奈何人不反思之。

故应指掌从君示，

想亦于斯勿更疑。

对于这一章，朱熹认为，禘礼是最能表达先王报本追远之意的，如果不是仁孝诚敬到了极致，就不能够把握禘礼的精髓。而从等级上来说，禘礼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举行的最高规格的祭礼，但当时的鲁国越级而举行禘礼，孔子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答以不知。但孔子指其掌，是在告诉问者，禘礼所昭示的大义并不隐晦，反而是简单明了的。所以真正知道并明白禘礼大义，就能达到理无不明、诚无不格的境界，而治天下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朱熹也明确地指出，圣人于此，并不是不知，只是不想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夫子答以不知，是为了讳鲁僭禘。而后又以手指掌，是为了“复广其说于天下，明为王者之事”（刘宝楠：《论语正义》）。

由此可见，虽然张九成这首模仿禅宗“颂古”的绝句文采不佳，但还是把握住了《论语》中这一章的主旨。如果不考虑“夫子讳鲁僭禘”这一节，单从形式上说，禘礼本身是一套礼仪制度，寻常人本就不可能通过“反思”就明了其中的规则和程序。但是，对于执行“禘礼”所需要的“诚”“明”等内心准则，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是能够通过“反思”来把握的。清代的唐文治在《论语大义》中也认为，孔子指其掌，是在说明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为基础，推广到亲亲仁民，再到仁民爱物，就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样轻松和自然，正如孟子所言“治天下可运诸掌上”（唐文治：《四书大义·论语大义》）。但是，在《论语》中，对于这种借自我“反思”或“反省”来把握核心价值取向的方式大多用“省”或者直接用“思”来表达，鲜有用“反”来表示“反思”或“反省”之意的。论语中的“反”只出现了九次，除作为人名和物名的“孟之反”与“反坫”（两处）外，其余六处的“反”字，大多使用的是“反”的现实含义。

（1）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2）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论语·微子》）

（3）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论语·子罕》）

（4）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5）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6）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1）（2）则中“反”通“返”，表示的是现实中的“返回”之意。（3）则中的“反”，从诗的本义上来看，表示的是树木花瓣翻飞的状态，可以作“翻”来解释。（4）则中的“反”是表示不同或者否定的意思。（5）则中是表示反复的意思。（6）则中的“反”和“反思”的关系最大。

对（6）中“不以三隅反”，朱熹的解释是：“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即用“还”来释“反”。钱穆基本采纳了朱熹的解释：“物方者四隅，举一隅示之，当思类推其三。反，还以相证义。”（钱穆：《论语新解》）刘宝楠则认为：“‘反’者，反而思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而刘宝楠对“反”的解释思路，在郑玄注“不以三隅反”中已初见端倪：“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刘宝楠：《论语正义》）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解释更侧重于启发学生获得最后的学习效果，即要“还以相证”，而刘宝楠的解释则更侧重于启发学生开展反思的过程，因此并没有用“还”来释“反”。但二者都注意到了“反”与“思”在道德实践中的组合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和类推以明晓事理，这可以说都是符合孔子本意的。

朱注和刘注在解释“反”的时候，都提到了“思”在“反”这一活动中的作用，只不过朱熹认为，作为“还以相证”的“反”是“思类推其三”的结果，而刘宝楠则强调“反而思之”，即“反”是“思”的前一个步骤，要通过“反”来“思”。简单来说，朱子释“反”更重视结果，而刘宝楠的解释则更强调过程。

二、从“思”到“省”

而实际上，“思”本身就是一种很强调“结果”或者“目标”的道德实践活动，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谢良佐在《论语解》中认为：“未至于从容中道，无时而不自省察也。”（谢良佐：《论语解》）也就是说，在“视”“听”“色”“貌”“言”“事”“疑”“忿”“见得”等日用常行的事务中，无时无刻都要铭记中道的标准，以之作为内心不断前进的方向。而在《中庸》里，“思”作为一种有指向性和目标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其最终不仅要有所得，即“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且要通过“思”来通达具体的实践，亦即人道和天道之间的鸿沟，也就是“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思”是一种有目标的活动，而一旦试图通过思考和分析来把握具体的事物，就容易陷入对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经验与学习的作用。所以“思”以有所“得”为标准，如果一味思考而没有实质内容，就需要停止过度的思索。所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针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认为，“再，斯可矣”。也就是说，对于“思”来说，不可以过度，有所“得”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因此，《中庸》描述真正的圣人能够“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就从否定的方面强调了“得”对于“思”这一活动的重要性。

对于“思”这一活动的特点，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思”和“省”，来窥见一些端倪。《论语》中关于“省”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郑玄注“思察己之所行也”，又引《说文》“省，视也”。钱穆也依此解“省”为“察”（钱穆：《论语新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这句话表现了曾子对于圣人之学“专用心于内”的倾向的继承，且从其后学子思和孟子的言论中更能发现这一点。陈立胜在《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中也认为，曾子一循夫子“求诸己”的原则，将常人指向他人的“怨”转化为指向自身的“省思”。（陈立胜：《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而此句中最能表达朱子所说的“用心于内”之倾向的当然就是“省”字。这一点在《论语·里仁》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论语·颜渊》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都可得到印证。通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一句，我们正好得以比较“思”和“省”的同一与差异。“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朱熹的划分。他分别将“思齐”“内自省”与“冀己亦有是善”“恐己亦有是恶”的心理特征相联系，比照“见贤”与“见不贤”的相对说法，朱熹的解释可谓非常巧妙。从内心活动上来考察，这两种道德实践都需要人运用自己的心灵和思维进行衡量和判断。总体上说，其旨趣都是“通过反省而获得自我更生的体验”，其本质上都从属于儒家“追求美好生活的修身技术”。（陈立胜：《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但“思齐”的重点在于，希望自己可以达到自身之外的他人所代表的更高的道德水准，所以“思”的对象主要是“善”；而“内自省”是希望自己可以避免执行不道德的行为或落入不道德的境地，所以“省”的对象是“恶”。

虽然“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对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高的道德标准，但是，一般人都会在犯错之后觉得不好意思，这同样也是一种对不符合通行价值标准的“恶”进行自我省察的心理倾向；同时，人们也会针对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去思考、去筹划如何获得。这种正向的追求，正是“思”作为一种有目的和指向的心灵活动的表现。也正是因为“思”所具有的这种目的性和指向性，才造成了朱熹和刘宝楠在解释“反”时，形成了把“反”作为结果和过程的不同倾向。

三、回到“反”

对于《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中“反”之解释的歧义，可以归结为“反”的本义所表示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完成式，一种是进行时。只不过这两种状态不再指现实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而被用于指代心灵的状态，但不管是完成式还是进行时，其活动本身必然都是有所指向的。在《孟子》当中，“反”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方法被大量运用，孟子也明确地给出了“反”的指向，其一是“身”，其二是“本”。

“反”和“身”在《孟子》中密切相关。《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赵岐注曰：“身之，体之行仁，视之若身也。”（焦循：《孟子正义》）而在《孟子·尽心下》则有“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的相似表述，对于这里的“反”，赵岐也用“反之于身，身安乃以施人”的“身”来解释。（焦循：《孟子正义》）而对于这两处相似但不同的文本，朱熹的解释大同小异，均将其深化到“修身体道，以复其性”和“修为以复其性”的境界层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就算不从“性”的角度去深化，我们也可以看出，“反”和“身”在这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反”作为一个修为的过程，被明确地指向“身”这个实践主体，从而有了明确的指向性。而“身”并非单指物理意义上的外在身体，它同时包含了能承担道德义务和价值判断的“心灵”在内。（杨儒宾：《儒家身体观》）

作为道德实践的要求，人必须“反求诸己”，但“自反”是有限度的。如果不加限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自我懊恼，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个限度就是所谓“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表达的：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

如果别人无礼待我，我必须先“自反”，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仁、不礼、不忠的地方；如果确实没有发现自己有错，那也要有底气面对他人的“无理取闹”，这就是“自反不缩”的状态。之所以能够“自反不缩”，是因为有一个“诚”的标准在。如果“反身不诚”，那么就不要苛求别人信任你或者爱戴你，“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但如果“反身而诚”了，也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快乐了。这个时候再去“强恕而行”，即践行自己关于“仁”的价值追求，就会不断地接近自己的目标。

在有指向性这一点上，“反”和“思”在《孟子》这里都指向“诚”，有“反身而诚”，亦有“思诚”，“诚”是天之道，那么“反身而诚”和“思诚”都可以算是人之道。但是，在《孟子》中，与其说“思”是一种具体的修身方法，不如说它是众多修身活动的开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这是孟子在论述“四端之心，人皆有之”的时候所提到的“思”，而由“思”通达的“四端之心”正是道德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开端，并非一种完成状态。所以朱熹根据这句话发挥道：“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恶相去之远，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扩充以尽其才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思”与“求”密切相关，都是心灵进行道德实践的开端。又比如《孟子·离娄下》中提到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和稷如果只是看到“天下有溺者”“天下有饥者”，那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视觉停留，但是“思”这个行为，就赋予了道德主体进行道德实践活动的开端之意味。“思”之后，才会感到“由己溺之也”“由己饥之也”，继而才会“如是其急”地寻求解决之道。那么对于“诚”的追求即“思诚”，也可以理解为去追求“诚”，而“反身而诚”就不仅仅是去追求，同时还强调了追求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正如赵岐注“万物皆备于我”章所言：“普谓人为成人已往，皆备知天下万物，常有所行矣。诚者，实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实而无虚，则乐莫大焉。”（焦循：《孟子正义》）当道德行为完成时，再返回到“思”这一开端，那就纯然是“实”而无所虚了，道德的目的和手段便实现了统一。

“反”的另一个指向，就是“本”。虽然“反其本”只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出现过两次，但是，“反本”问题涉及孟子思想中的“推恩”或者朱子所说的“推心”的问题（东方朔：《“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复旦学报》2019年第3期），所以“反本”之“本”，究竟为何，不可不察。

《孟子·梁惠王上》的两处“反其本”，都是孟子在劝说齐宣王推行仁政时所提到的：

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对于这两处“反其本”，赵岐分别注曰：“王欲服之之道，盖当反王道之本。”“孟子之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焦循：《孟子正义》）所谓重言，并非单指重言“反其本”，而是此处内容与本篇第三章所述的王道政治的内容大体相同，故均可认为是王政之本，常生之道。简而言之，此处的“本”，赵岐解释为“王政之本”或“王道之本”，而“反其本”后所接的内容，就是“反其本”的具体所指。对第一个“反其本”，朱熹解释为“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也即认为，“本”是“仁政”。对第二处“反其本”，朱熹则从“不忍之心”出发，进一步以“不忍之政”来解释“仁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依东方朔的理解，“齐宣王只要依照孟子的劝说，由见牛所生的同情反其本，扩充其恻隐之仁心，即可成就道德。至于仁义政治和统一天下乃是顺此而有的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东方朔：《“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

也就是说，“反其本”之“本”从内容上来说是孟子所提出的一系列王道政治的具体步骤，但从内涵上来讲，其之所以为“本”是从其不期然而然——“本然”的属性上来说的。“王政”或者“仁政”的达成在孟子这里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而是统治者“反”回“本心”就自然而然可以获得的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由此可见，“反其本”的“反”与“反身”的“反”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作为人的道德修养方式而且是伴随着道德目的的实现而言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反其本”的言说对象“齐宣王”本身就有向政治层面推行自己的心理倾向或者思想主张的力量，对于他来说，道德实践不仅仅局限于此时此地的此身，他还可以直接将其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所以从本质上来讲，齐宣王的“反其本”就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反身而诚”。

四、总结

从“思”“省”到“反”，儒家将其修身活动从思维贯彻到实践，这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反思”或者“反省”是现如今我们在谈到道德修养和人格教育时经常使用的两个词汇，而这种反省式的修身活动亦代表了儒家对人之“未来”、人之“可能性”、人之“希望”和人性所能达到高度的展望与期盼。（陈立胜：《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词汇的时候，侧重点可能更多的是“反而思之”和“反而省之”，也就是更侧重于把“反”当作一种过程和手段，将“思”和“省”的“活动”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而非推广到实践活动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正是缺少了对于“反”的指向和目的的“诚”“身”“本”的关注。如此一来，“反思”和“反省”的意义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论语》《孟子》中关于“反”的学问，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学习！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