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是儒家学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他在《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反省式人生哲学。作为孔孟之间的传承人物，曾子在孔子修身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修心的观点，对孟荀及后世“心性论”产生了一定影响。曾子的人生理想是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并向往圣人的境界。曾子的自省与修心哲学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今山东省嘉祥县）。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与孔子相差46岁，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曾经参与编制《论语》，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佳世。他曾教授过子思等儒家弟子，是儒家学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奉为“宗圣”，位列四配之一，配享孔庙。近年来，学术界基于传世文献，对曾子的孝慈思想和其作品中的儒家道德观多有研究，有关《论语·学而》“三省吾身”章与曾子修心哲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展开讨论。

一、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内涵

1.“谋”与“忠”。

“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对自己的事业负责，或可理解为对别人交代的事情尽心。皇侃认为：“‘为人谋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为他人图谋事，当尽我中心也，岂可心而不尽忠乎？所以三省视察，恐失也。”刘宝楠这样训解到：“诚、实义同。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忠。”曾子每日反省自己是否替别人尽心竭力地办事，尽忠在为人谋中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

中国人对“忠”的追求，贯彻古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忠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今日，我们可以赋予“忠”更加丰富的含义，所谓“忠”，已脱离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我们为人尽忠的对象已更加广泛。以诚心做事，对自己应当完成的事情尽职尽责，是忠于自己的本心。对他人相托之事尽力，则又是忠于朋友之交，忠于同事之谊，甚至于素不相识之人的托付亦能完成，是忠于一诺千金。对于“忠”的反思实际上是另一种检验自己是否知行合一的标尺。以“忠”与否的行为与“与人谋”的初心核验，义正心诚，有始有终才是君子应当具备的道德品格与人生追求。

2.“交”与“信”。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第二个层次，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注重“信”。郑玄注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刘宝楠进一步解释“同志者，谓两人不共学而所志相同。”刘宝楠《论语正义》记载：“《说文解字》云：‘交，胫也。从大，象交形。’朋友与己两人相会和亦得称交。”《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根据经学家的解释，这里的“朋友”应当定义为志趣相投，共同学习，并且有共同追求的人。

中国古代有“五伦”之说，即：父母、君臣、夫妇、兄弟和朋友，其相应的伦理道德要求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因此，“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重要方面。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只有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朋友，才能够取得朋友的信任，做到言而有信，进而达到“义”的要求。所以曾子以是否能够信守于人而自省。钱穆也曾经评价到：“‘朋友’一伦，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爱。”

《论语·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其解释为：“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从这句话出发，我们可以对“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做进一步的解读。朋友即为志同道合之人，在与朋友相交的过程中，所做的约定应当是符合“义”的，因为符合“义”，所以必须守信。也正因为其符合“义”，故而不失信。因此曾子对和朋友交往的反省，内涵是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反思自己行为是否做到“信”之前，必然有关于与朋友所订之约，所作之事是否符合“义”的思考。

因此，“信”与“义”既是与朋友相处的行为准则，又是个人理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做人应谨守诚信，秉持忠义，提高自身修养，结交君子，从“义”出发，信守于“义”，才能在社会交往中产生正面的影响。

3.“传”与“习”。

“传不习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第三个层次，曾子在反省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之后，进一步反省自己有没有充分温习老师传授给自己的学业，有没有完整回顾已学的知识，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儒家重视修身，而修身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修德。曾子以自己本身的学习作为反思对象，以求道德的不断内化。而此句的“习”，既是三省吾身的重要途径，也是曾子省身哲学的最终目的。

刘宝楠《论语正义》谈到：“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藏氏庸辑郑《注》释云：‘此传字。从专得声。鲁论故省用作专。郑以古论作传。于义益明。故从之。’《吕氏春秋》曰：“古之学者说义必称师，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所专之业不习。则惰弃师说，与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反省师长所传授的符合于“义”的知识，既是对师长尊敬的表现，也是对自身道德发展的要求。“传”和“习”要实现互动互促，通过“传”来指导和影响“习”，再通过“习”加深对“传”的理解和认识，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互相促进，教学相长。

“传不习乎”是曾子每日三省己身的路径。“三省吾身”的前两个层次讲的是更好地尽忠和谋划，履行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而反省的结果最终必然要归结到“习”字之上，只有通过“习”，反省才是有作用有意义的，“习”所强调的是内省的自觉性和效率。

“学习”是贯穿人生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学”是接纳和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习”是温习和回顾旧知识的阶段，“学”和“习”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成了循环上升、不断进步的学习过程。所以“学”和“习”二字通常放在一起讲。而“学习”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文化知识，也涵盖生活各个层面。只有通过回顾自己所学的知识和已经获得的实践经验，才能于反思之后获得进步和发展。“学习”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在“学习”中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规范学习过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有不同的指向，但是它们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统一的。朱熹亦认为，“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忠”与“信”都可以落实于“习”字的功夫之上。“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对事业和他人尽责，是外在的要求，“习”是对自己负责，是内在的对自己的规范。为人谋和与朋友交都是个人不断学习的过程，“习”在促进“忠”、“信”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习”的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是决定修身水平的高低，只有通过不断地、更好地“习”，才能够谨守“忠”、“信”与“义”，才能真正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事实上，曾子在儒家“修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更加重视“修心”的道德实践。

二、曾子由“修身”到“修心”的思想转变

（一）儒家的修身思想

重修身是儒家的基本精神，省身是修身之本，为先秦儒家所推崇。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最早表达出修身的理想愿望，余英时先生曾说：“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之后已经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从孔子始，修身从外在的“礼”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内外兼修，赋予了修身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孔子的修身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宪问》章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在回答子路询问何为君子时，从“敬”、“安人”和“安百姓”三个角度层层推衍，主张君子要通过克己修身，实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三层修身目标。孔子认为君子要通过内省修身，达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使上层人物安乐，使老百姓安乐的目的，但是就使老百姓能够安乐这一方向而言，连尧舜那样的圣人都还没有做到，可见一日修身虽易，终身修行却难，修身之路是永无止境的。孔子主张借由修身的道德实践，对内涵养品德，提升自我修养，对外可以于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修身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的修身观在其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儒学家者也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大学》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曾子将“国”、“家”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层层递进，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首先，修身是齐家的基础。家庭孕育出个人，个人作为构成家庭的一份子，对家庭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曾子重视个人在家庭中的作用，他主张个人通过修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以修身，在家庭中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培育积极进取的家风，推动家庭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家庭的进步。其次，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如同个人之于家庭的关系一般，一户户的“家”是构成“国”的基本单位，众多的“家”组成了“国”，“家”和“国”构成统一整体，即“国家”一词。家庭的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团结，正所谓：“一室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一个人对内能够将家庭打理地井井有条，那么他对外也能够为国家的建设献言献策。反之亦然。《孟子·离娄上》中以更加直白的方式点明了这一道理：“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认为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国的基础在于家，家的基础在于个人。所以通过“个人”、“家”和“国”三者的层层递进关系，可以探出修身方能家齐，家齐而后得以国治，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每个人都要重视修身，只有通过修身，才能够创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件。曾子在《大学》中进一步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子认为不论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位普通民众，都要将修身作为其为人处世的根本方法，人人都要通过修身来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并最终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所贡献。

（二）曾子的修心思想

曾子修心思想是儒家修身观的内化和发展。孔子修身观在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孔子并没有直接论“心”，更未曾直接提出“修心”的学说，在《论语》中“心”字仅出现六处。曾子沿着孔子的修养方法和理论，对儒家修身观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延伸到了修心的层面，以“心”为一切的出发点。在“身”之外，曾子进一步提出了“心”这一理念，将“心”和“身”两种概念进行了区分，并厘清了两者的关系。曾子认为人的行为举止属于外在道德实践，符合“身”的范畴，“身”是一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和直接反映。而“心”指的是人的思想品德，心是一切思考行为的基础。“心”是指导“身”的内核，“心”对于“身”的道德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身”是“心”的外在表现和外在实践，“心”的水平与能力会影响甚至是决定“身”的道德实践水平。曾子强调修心就是修德，修养自己正确的思想，端正自己的高尚的道德品格。曾子的修心思想将儒家修身观进一步内化，丰富了修身思想的内涵，并对修身的方法做了规范和说明。曾子认为修身要通过修心来实现，修心是修身的途径和方法，修身是修心的结果和目的，道德修养既要重视修身，也要关注修心。曾子在《大学》中对修心的观点亦有明确阐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此处的正心即为修心，曾子认为提升自我修养的前提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只有首先在思想上正确，才会有可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最终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品质，达到更高的境界。

修心需要意诚，意诚是修心的道路和手段。曾子基于儒家修身思想提出修心观，并将修心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对修心的具体途径作了阐述与说明。曾子认为修身的方法是意诚，即“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所谓“意诚”，就是诚实又真诚的意念和想法。“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曾子确立了修心的观点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修心的道德修养方法，那就是依靠真诚的意念，个体的意念对其思想具有直接导向作用，意念的真诚与否会关系到修心的实际效果。只有通过真诚的意念，才可以端正自己的思想，而只有思想端正了，才能提升自己的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反之，如果意念歪斜，就不会养成端正的心性，身修的目标也不会实现，错误的意念会引导人走向不正确的道路，误入歧途。《吕氏春秋·孟夏纪》中云：“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比，故师尽智竭道以教。作者将颜回尊师重道与曾子孝顺父母相提并论，反映出曾子侍奉父母的意正心诚，孝顺父母不发自内心真诚的想法是很难做到的，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对父母尊敬，修养敬爱父母的内心，真诚地爱戴父母，才会修养敬爱父母的内心，继而做出孝顺父母的行为。

（三）曾子修心思想的意义

曾子的修心观在儒家省身思想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孔子，下启孟荀，曾子的修心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孟子和荀子的心性论。继曾子之后，孟子和荀子沿着曾子的修心方向继续探索，建立了比较具体和完备的儒学心性论，孟子并主张向内自省以修心。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后人将其简要概括为“反求诸己”，即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理论，其实也就是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内心是否正直的理论。孟子认为凡做事情不成功者，应首先反省自身，从自身出发，在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找原因，若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而然会归服。孟子对曾子的修心思想做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将反省自己作为其为人处事的首要准则，通过自省，提高修身的本领，不断增强道德实践的能力。《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重视“心”的作用，认为万物他都已经具备了，反省己身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众所周知，孟子认为道德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并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而人“性”善的根源在于人“心”善，“心”就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和本性，具体表现为“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因此欲成为一个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不必向外探求其他方法，只需克己反省，反思自己有无涵养和扩充“本心”，有没有违背四端的要求，自觉反省、充分利用自身的善心，并就优良的品质扩而充之，成就君子美德。孟子的反省方法是由内而外的，重视修心的作用，强调通过对“心”的涵养和保持来指导道德实践。“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向型修养功夫，建立起了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孟子道德修养体系”。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修身观亦有所论述，荀子强调向外利用道德与礼法的规范以修心和反省。与孟子的“性善论”观点想悖，荀子持“性恶论”，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趋利避害和自私自利的，人生而为“小人”。因而荀子的修身观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小人”若想成为“大人”，并最终成为君子，就需要在后天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断修心养性，强调人为和后天教化对“性”的逆转和改变作用，因而后天的努力十分重要。荀子认为即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更不是生来就如此完美，而是后天不断学习和修身的结果：“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由孔子至曾子，再到孟子和荀子，儒家的修身思想是不断的扩充和发展的，孟子、荀子在继承孔子和曾子的修身和修心思想基础之上又各有侧重，孟子更偏重于发挥人的道德自觉，其修身顺序是由内而外的，荀子则更重视外在社会规范对个体修养的约束，因此是由外而内的。但不论哪种修身观和修身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成就君子品格，并对他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时至今日，儒家修身思想对于人们追求道德人生和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借鉴作用。

曾子的修心思想能够更好地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发挥先进群体的示范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周王之下层层分封，但都承认君主的独尊地位，君主作为最高决策者，其政治地位与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曾子主张君主应通过修心加强自我修养，充分发挥君主的言行对民众的示范和教育作用。《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政”字与“正”音同，“政”的意思就是端正，君主自己以身作则，端正自己的品行，民众便会效而仿之，还有谁敢不端正呢？孔子通过用“正”来诠释“政”，赋予了“政”深层次的道德内涵，要求为政者能够身正示范，行为端正，发挥对民众的榜样作用。只有当为政者的品行端正了，才能规范民众的品行，进而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即“其身正，不令而行”，若为政者自身行为不端正，对人民起消极的导向作用，民众是不会信从于君主的，即“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子将孔子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曾子认为君主发挥示范作用时不仅需要“身”的参与，也需要“心”的指导，由“心”出发，以“心”来引导“身”，只有“心正”，才能做到“身正”，“身正”才能为民众敬仰和学习，才有机会培养社会全体成员高尚的人格，良好的社会风气才会蔚然成风，国家才能愈发兴旺。儒家十分重视君主的道德修养，认为君主的一言一行于普通民众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可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提升国民的道德修养，完善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使得整个社会乃至国家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标。

三、曾子的人生境界

（一）曾子的人生境界与君子人格

孔子的君子理想对曾子人生境界的影响深远。心理学的以往研究表明：来自于个体内部与外部的各类文字信息是反映人格特质的有效线索。因此，孔子的理想人格可以从《论语》、《孔子家语》等中华经典著作中探析。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通过归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君子是孔子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在谈论君子时，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作对比，在《论语·雍也》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教育弟子要做一个君子式的儒者，而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对于君子和小人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孔子也做出了界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将君子和小人作对比，显示出君子和小人在为人处世和志向追求上完全相反的选择和倾向，突出了君子人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君子是一种智行纯洁，思想超脱而淡泊名利的‘超人’。小人是一种与世沉浮，眼光狭小，而名利热衷的‘普通人’。”由此可见，孔子理想上的完人便是君子。在《论语·宪问》中，孔子也具体回答了君子的内涵：“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智、仁、勇在孔子思想中极为重要，被后世视为“三达德”，在与其他弟子讨论君子人格时，孔子还提出了礼、义、信、中庸等概论，总结起来，就是君子要具备仁、义、礼、智、信、中庸的德行与功夫。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对儒门弟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曾子的人生理想也深受孔子影响，渴望成为孔子那样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并对孔子的君子理想进一步发挥，深化了君子人格的内涵。

成就具有崇高道德的君子，是曾子人生境界的初级目标。孔子以君子为修身的榜样，一再鼓励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在《论语·公治长》中孔子对子贱说：“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事实证明，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之下，孔子的弟子都以君子人格自我勉励。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在礼坏乐崩的悲剧时代，曾子在人生理想的选择上没有随波逐流。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不同，曾子坚持认为君子应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谨慎修己。曾子于孔子君子理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和发挥了君子人格理想，主张君子应该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冯友兰先生亦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达到超乎现实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曾子所追求的有崇高道德境界和精神追求的君子能够谨慎修德，在《大学》中，曾子认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曾子认为德行是成为高尚君子的根本，而财富只是身外之物，是无足轻重的，君子必须首先谨慎涵养自己的德行，待自己成为德行高尚的君子之后，才可以推己及人，对他人产生影响，获得财富。曾子认为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有坚定的人生追求，有高尚的为人处世方法，能做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君子可以用文章和学问来和朋友聚会，在朋友的帮助下培养仁德。曾子认为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君子的方法便是内省和修心的实践方法，切己反思有没有提高自己的德行和修养，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

实现至圣，是曾子人生境界的终级目标。在《论语》中“圣人”一词共出现三次，而且每次都与“君子”同时出现。第一处是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第二处是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第三处是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由此可见，“圣人”与“君子”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圣人”的境界高于“君子”，君子应以成为圣贤为奋斗的目标和榜样。但成为圣人的难度较大，一般人难以企及。冯友兰先生认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同一。”儒家对成为圣贤极为重视，曾子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亦怀抱这样的人格理想。梁启超先生认为，儒家哲学最高的目的可以用庄子的“内圣外王”一语概之，冯友兰先生亦认为：“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曾子认为“内圣”需要通过“修心”来到达，是个人的修养成就，“外王”是在实现了成贤成圣的目标之后，对社会发挥的功用。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的人生境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也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标尺。曾子把修心作为人格修养的起点和重点，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在修心和反省的实践中不断提升道德修养的水平和能力，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君子”，追求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圣人”人格，曾子的这种修心与人生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培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原文有删减）

来源：《德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