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天下是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大胸怀、好传统，国忧民忧即便是放在茶余饭后也不忘，时刻保持一腔热血，则天下可保太平，《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追其历史源头，关于忧患思想我国早就源远流长，有群经之首美誉的《易经》就包含许多“忧患”的思想。《易》的本义就是要让人通过占卜，能对未来的隐患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时刻忧惧着，“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并把将来的棘手大问题处理在当下的弹指间。

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忧国忧民，但认为国的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1国家产生大的动荡，有微小根源。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孔子认为这个“蚁穴”就是被人忽视的国人的精神风貌的下滑，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国人不修德，对于自己人格上的缺点不关心，也不想改变，如同孔子所说的“狂、狷”之，久之人与人之间麻木不仁，上至帝王重臣尔虞我诈，下至平民百姓偷奸耍滑，那么，就会出现整个社会的风气崩塌。

孔子一生忧“礼坏乐崩”、人伦丧失，一心向往、恢复周礼，他认为，虽然社会发展了，其表现的形式千变万化，但道体是不变的。他读《易》曾“韦绝三编”只为解其真义，依万法而返本源，《易》中六十四卦其本义所忧的，所有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忧德，“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2，国家动荡的大事，究其根本，还是要从教育和民风及伦理道德的根源中探寻个究竟。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过分地追求富贵与享乐，而丧失了自己人格上的道德底线，就太不值得了。一个没有厚重文化内涵的人，是没有魅力的；一个没有精神文明作支撑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才是孔子最忧虑的地方。

孟子也认为社会大的动荡归根到底也是人心不古所致的，将来是个盛世，还是个乱世，其结果暗含在社会风气中。他说：“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3孟子认为，无论是物质充足的年代，还是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都要时刻忧患社会风气的下滑。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因为人格教育的缺失，所以产生了一些整日无所事事，追求感官物质之乐的人，这些人对国家无益，而且有时也是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孟子笔下《齐人有一妻一妾》，就描述了当时一批仰慕富贵、爱慕虚荣的人，他们把人生成就的认同感全都归于经济上的富有，对于人格的价值不屑一顾，譬如拿尺量风，不可比类；社会的病态心理和无知的攀比，就认为“必餍酒肉而后反”“尽富贵也”，才被社会认可的所谓成功人士“主流”文化；以至于，吃死人的祭品，也要护住脸面，终而夫妇二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善于观察人民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从一件家中的小事，就能看出国家未来暗含着难以收拾的问题，体现出孟子明毫秋毫的睿智与警觉；孟子忧虑当时的虚伪民风，他说“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庸俗化的民风如不及时制止，终将会把纯朴的民风给破坏殆尽，人人丧失自我，失去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进而国家也会失去其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日渐退化；于是，孟子此生的一大志向就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并号召天下人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对国民人格的要求与孔子是相同的，希望人人都能养成一种中庸和谐的人格之美，即不偏不废。《孟子·滕文公下》有一章关于陈仲子的“廉”的说法，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眼中具有健全的人格的人，不是偏执狂，而是从人民社会实践生活中孕育出来的，在道德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人；这种人大气中和，并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书呆子。因此，孟子也是非常看重道德实践的效果的，认为正确的理论如果离开生活实践去做、去体悟，就相当于无。

注释

1李昉：《太平御览》（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607页。

2孔颖达：《周易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本文选自原文《社会风气的崩塌与个人人格的缺失》一节）

来源：《今古文创》2021年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