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进步的核心动力。一般认为，文化自身由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构成，但在这三个层面中精神又是最重要的。因此，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必须把握民族精神，以优秀的文化精神启迪人心。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而应该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具有普适性、具有民族特色、可以为世界所接受和认同的文化价值，以此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或特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之道，其表现为人生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之长处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李泽厚先生在《试谈中国的智慧》一文中讲了中国文化的四个特点：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则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内容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以上诸家见解皆有独到之处，我在综合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精神总结为四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柔相济、以和为贵。以此分而论述，就教于大方之家，以求达成学术共识。

天人合一

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人与生俱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将外部世界作为客体独立于主体之外，天与人是独立的客观存在，中间有一条分明的界线。而中国人一开始对于外界的认识就是浑沌的、感觉的、整体的，因此，中国人的天人观是合一的。

春秋时期，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虽然很少讲天，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有自己深入的思考。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更替，昼夜旦暮的转移，万物的生生不息、新陈代谢，这些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进行的。

孔子对山水情有独钟。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智者之所以喜欢水，在于水的灵动，就像人的智慧；仁者之所以喜欢山，就在于山的坚定，就像人的仁爱。孔子在谈山水时总是与人的品德和人生联系在一起，这是儒家的特点。

一般人认为，孔子是现世的、功利的、道德的，其实孔子的理想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自我的心灵自由。《论语·先进》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唯有曾点（曾皙）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说，当春天来了，穿上舒适的春装，相约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结伴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在凉爽宜人的舞雩台上吹吹风，大家优哉游哉地玩个痛快，之后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回家。这番话表面上看起来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孔子的赞同：“吾与点也！”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

孔子在天人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比德说”。与其说孔子关注自然、热爱自然，不如说，孔子更关注自然与人性的联系，他的落脚点仍然是人自身的德性和修养。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主张把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天有善恶之心，人性天赋，人有善端，与生俱来，因而性天相通。

 道家与儒家不同，他们看待天人关系，更注重发现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一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次提出道的概念，既作为万物的本源，又作为他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都说明道为万物之源，一切由此而生。人作为天地一物，只有顺其自然，才能适得其所。

如果老子更多讲的是大千世界的辩证法，那么庄子则在老子强调“道”的基础上更崇尚人的自由，强调人对世俗的超越。他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人是统一的，但由于被名利诱惑，种种不善之行，又造成了天人对立。要恢复人之本性，必须破除束缚人性的东西。他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他主张人应该发现天地之间的美，顺应万物之理。他追求的是一种“逍遥”境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知北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物我合一，物我齐一，是庄子心中的理想。“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表达了物我合一的人生理想。

《周易大传》在天人关系方面提出“裁成辅相”之说，《象传》云：“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系辞传》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文言传》云：“夫大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汉董仲舒讲天人合一，提出“天副人数”，把人体与自然界的时令节候相比拟，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过于牵强附会。

宋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天人合一”。他认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成圣，得圣而未始遗人”（《正蒙·乾坤》），在张载的思想中，天地皆由气构成，气是万物的本源，也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滋藐焉，乃浑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由气生成，气之本性也是人与万物的本性。人与自然万物在本性上是相通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从本质上讲，张载是主张性天相通的，“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正蒙·太和》）他把天人合一看成是最高境界，主张穷理尽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成人道天道的统一。

禅宗作为中国化的宗教，更与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僧人常年居于深山古寺，看花开花落、云起云飞，自然心灵空寂，断绝烦恼。参禅，重要的是心境。“境生于象外”，才能心灵自由。“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一切皆是自然，立地便能成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同样是水，在看的过程中，心情发生变化，看到的山水也就不一样。禅宗讲究的是人对自然的彻悟。

中国诗歌中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合一的美好篇章：

 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山流。”《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秋登兰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陶渊明的《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中国文化的格调、优雅、情趣尽在于此。虽然俗世并不使人快乐和自由，但只要我们改变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仍然可以体味到心灵的快乐，追求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栖居”。

恩格斯对自然和精神的统一问题，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他还说：“自然界和精神是统一的。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在当代，这种思想更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以人为本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虽然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理念，但对人的重视并不就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中也有不少重视人的价值的思想。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西方现代哲学对生命意识的强调，都说明了人在文化中的重要性。而中国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射在人的身上，它不像西方那样具有过多的形而上追问和主客体的分离，它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内心。儒家对于现实的关怀，道家对于个体自由的追求，禅宗对于俗世的摆脱，都在追求人有一个内在完整、纯洁、自由的世界。人的价值不以外物占有的多少为标准，而以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富足为目标。

孔子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人本思想。孔子强调人贵于物，主张“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孔子的人本思想的核心应该是“仁者爱人”。爱人就是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体谅别人的难处，有体人如己之感。他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合在一起，就是“忠恕”之道。在对别人宽恕仁爱的同时，孔子要求个人应该有所追求，有自己的人格和节操。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这种精神与《周易》古经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象传》）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孟子又特别重视个人人格的修炼，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在义与利之间，孟子是选择前者的，以义为上，以义为先。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之后，“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

老子学说，“道”和“德”是紧密相连的。选择不同的道路，就选择了不同的德性。而且老子讲“德”往往是与自然之“道”连在一起的。比如“上善若水”，讲的既是自然之水，又是社会中人。水性与人德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是人要向水学习，要有水一样的德性。在做人方面，老子明确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八十一章》）一方面要人朴实无华，诚以待人；另一方面要人“不争”，不要在利益面前与人相争，要无为谦让。只有当人断除了对于利益过多的追求和争斗，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和谐，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荀子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深入地思考了人何以贵的问题，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与自然界的水火、草木、禽兽相比，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集优点于一身，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东西都无法相比的，所以人最优秀、最珍贵。

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具有博爱的情怀；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它是一种无差别、无差等的爱。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关爱。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管子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讲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

先秦时期这些思想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动乱、人心不古，其中有不少理想成分，而恰恰是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成了后世人们弥足珍贵的追求。

以人为本，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得最为鲜明。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全后汉文》），这里提出的“人事为本”说明了人的重要性。

佛教东传之后，宣扬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一些人受此影响，儒家学者起而反驳。南北朝时何承天的《达性论》、范缜的《神灭论》都反对神不灭论。宋明理学提出的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等学说，也不承认鬼神的存在。宋明理学一方面执着于大千世界的形而上追问，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人之本心，力图达到宇宙、万物、人生、本心的和谐境界，都强调了人的本体性和主体性存在，因此，这一时期的哲学应该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高峰。宋代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理想、人的道德，因此，它是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如果说，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更侧重于自然主义的话，儒家则更侧重于人本主义，儒家关注的是人的品德、习性、内心。自汉以来，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就在于它能切合现实人生。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肯定人的价值；（2）认为人的价值主要在于人具有道德的自觉性，而人的道德自觉性表现为人格的尊严与社会责任心；（3）认为人生理想的最高原则是“和”，即多样性的统一。（张岱年，《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生命力——儒家人本思想的价值意义》）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它和西方以自然本位的文化不同，它重视的是人伦关系。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国家中的人，是家庭中的人，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中国文化的“三纲”、“五常”、“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将个体放在各种关系之中，因此，中国传统人本主义讲的是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它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的精神的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抑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除了重视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品德、人生意义外，还比较重视在政治生活中人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是历史上很多人提出的“民本”思想。虽然“民本”思想不是今天的“民主”思想，但“民本”思想的提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如果抽象地提“以人为本”，可能助长帝王思想的泛滥。“民本”思想的提出尽管有其巩固政权的历史背景，但实行起来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谓“休养生息”政策，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都是重视了老百姓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我们在谈中国自身的人本主义思想时应该既看到它的局限性，又看到它的积极性。

刚柔相济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刚柔相济，既强调积极有为的进取，又强调谦逊无为的处世；既强调人格节操，又强调生存智慧；既强调人之内心的刚正，又强调人之外在的圆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互用，取中为上，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自然辩证法和人生辩证法。

儒家重视“刚”的品德。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临大节而不可夺”即是“刚毅”。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不息”的生活准则。《文言传》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传》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而克服之，以达到恒易。”大自然包括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是崇尚刚强的，只有刚强才能有生存有发展，要生存要发展又必须努力向上、积极进取，作为人，也是如此。

在中国文化中，与刚健自强相连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独立不改的生命原则。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证·子罕》）又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孟子提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子上》）他还举例，“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意思是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吆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也不会要了。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饿死不食嗟来之食”，人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人格的污辱。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刚健进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岳飞、文天祥、郑板桥、闻一多、朱自清、梅兰芳等都是有骨气的志士仁人。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西晋大音乐家、“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嵇康宁可被斩首洛阳东市，也不为司马氏王朝所用，临刑前还当众演奏了他的拿手曲目《广陵散》。东晋诗人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唐朝诗人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岳飞以“精忠报国”四字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宁可以“莫须有”的罪名死于狱中，也不向奸臣秦桧求情。文天祥被俘乃书《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囚禁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郑板桥清正为官后因请求赈济农民而得罪豪吏，告疾罢官归，“掷去纱帽不为官”，居扬州以诗书画自适。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美国的救济粮。梅兰芳以民族大义为重，蓄须明志，不为日寇演戏。

当然，中国文化中除了具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与儒家“重刚”相反，道家“贵柔”。老子非常推崇水，水的特点恰恰与道家崇尚的美德贵柔、谦下和不争相同。《道德经》上说水是“善立万物而不争”之物，所以在道家看来确实是“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柔弱胜刚强，这就是水的“柔德”。水铺天盖地柔和地展开，柔光所及，木石皆成琉璃，每一寸柔光都含着粉碎一切、荡涤一切的力量。“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水没有形状，所以可以渗透到没有空隙的地方。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水是最柔弱的东西，也是最坚强的东西。“滴水穿石”、“抽刀断水水更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切事物、个人在水面前好像都是软弱的和渺小的。水是最美的：“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水又是最有情的：“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中国文人曾经用超群的才华和无数的篇章描写水、歌颂水，由此可以看到人对水寄予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在关于人的修养问题上，庄子及其后学提出了“心斋”、“坐忘”等理论，要求忘掉人己、物我的区别，停止一切心智活动，以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魏晋玄学在道家的基础上将“无”强调到很高程度，知识分子抨击纲常名教，热爱自然山水，追求个人心灵的自由宁静。隋唐佛学大讲虚静无为，涅槃静寂，即使是宋明理学，也沾染了佛教的一些思想。道佛虽有差异，但以“无”为宗，强调内心的纯净、空灵还是一致的。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一直有出世与入世，刚健有为与清静无为，动与静的争论。儒道互补，佛道互渗，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总的来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它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尽艰难而不灭，就是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同时，谦和处世、以柔克刚更是一种人生修养、人生智慧、人生境界，特别是当人们处于形为物役、明争暗斗、斤斤计较、你死我活的境况中时，更需要一种战胜自我、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锲而不舍的勇气和毅力。在这个意义上，刚柔相济又不仅是一种辩证思维，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知进知退、有舍有得、有刚有柔、有入有出、收放自如、游刃有余，才会达到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

以和为贵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强调物我二分、主客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纠结于物质与意识、现象与本质、物与我的一系列矛盾之中，而中国文化一开始就主张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和谐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话题。

“和”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价值。

儒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的问题，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很早就有“礼乐治国”的概念，《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如果音乐的本质是和谐，那么礼的本质也是和谐。礼的作用是规范社会每一个人的言行，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每一个人做事说话都能恰到好处。如果“礼崩乐坏”，社会就会大乱。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礼）来加以节制，是不行的。

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这句话这样解释：“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君子出于公心，小人囿于私利。出于公心所以能胸怀宽广，纳百川而归于海，搞五湖四海而不搞拉帮结派。出于私利所以就心胸狭窄，结党营私而排除异己，搞宗派主义而不讲道义原则。

由此可见，孔子讲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则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明确指出，做人要近君子而远小人。因为，君子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

其实，“和同之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国语》记述史伯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意思是说，“和”是不同事物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和”物才能生。如果“去和取同”，那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在这里，不同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可以追溯得更远。和谐一词早已有之，它原指乐律的调和。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这里，和谐不仅是乐律的本质，而且应当是自觉追求的境界。对和谐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体现。《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

《中庸》中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也是万物生长的前提。老子也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说万物各自包含阴、阳两个对立面，这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得到统一。它讲的是万事万物生成的过程，这个“和”就是对立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子》五十六章云：“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意思是说，关闭传递知识的门窗，挫掉自己的锋芒，解脱自己的纷扰，蕴藏自己的光彩，混同自己于尘垢之中，这就叫做高深奥妙的玄同。老子在这里强调的“玄同”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技巧，它好像与前边讲的“和”有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事物的起因产生于阴阳二气，是一种矛盾。事物的存在也有矛盾即隐与显，只有把握好隐与显的关系，事物才可能很好地生存。就像一个人，过于张扬，反而容易遭人嫉恨，而低调生存，隐其锋芒，反而有利于生存发展。人与事物能不能生存和发展关键是能否达到一种和谐状态，把握好矛盾的平衡点。

《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中国哲学把“与天和”、“与人和”看作是最大的快乐，正是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乃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和“天人之乐”。

儒家讲的和，包括了自然界在内的和谐。《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就是儒家所设想的“太和”景象。大自然的万物各有生长的空间，相互不干扰、不侵害，万事万物各行其道而不冲突而共同前进，这就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主要从战争的角度，讲了“人和”的重要性。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中，人和最重要，它是战争胜利的根本。

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建立社会和谐方面，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概念，旨在实现“人和”，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荀子则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道家反对追名逐利、人与人的相互倾轧，希望能有一个和谐的社会。老子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过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生活。老子提出的“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让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实现相对均衡。

在处理身与心的关系上，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曰》），反对放纵欲念。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也就是说，人要掌握中和的原则，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

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都是以“德”为本，先管好自己，治理好家庭，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平天下不是以武力压人，而是以德服人、感化人，这样才能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易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只有人心归顺，才是实现和平理想的正确途径。

中国古代哲学家、政治家十分注意把“矛盾”作为和谐得以建立的前提，“《易》以道阴阳”（《庄子》）。按照《周易》的说法，阴阳恰恰是构建和谐时不可或缺的两大基本要素，故古人认为，没有阴阳矛盾，便没有和谐；而没有和谐，矛盾则无法得以化解。和谐是对合理性的追求，故《周易》特别强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位要“中”、要“正”、要“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往往表述为“中”、“中庸”、“中道”、“中和”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孔子把“中”衍化为“中庸”，上升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使之成为一个道德哲学范畴，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

总的来看，中国人讲“和”是以“中”为前提。中国人的“和”不是无原则的“和”，而是适度的“和”。“和”作为中国人的智慧和处世方式，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可以持续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可以得到一个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能发展的稳定社会。追求人的身心和谐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使人身体健康，感到心灵的自足与快乐。追求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可以赢得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是向心力，和谐是凝聚力，和谐是竞争力。有了一种和谐的思维方式，我们每个人做事就不会走极端，人与人之间就会求同存异，国家与国家就会和谐相处，人们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才会实现。因此，和谐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人人有饭吃，更重要的是人人有话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和谐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