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日本，从平民到武士、男女老少，被称为“没有不知道《论语》的人，没有不看《论语》的人”，可以说当时日本全国各阶层的藩校（以武士为对象）和寺子屋（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初等教育不输给现代教育。

在对长寿企业的研究中，我发现日本长寿企业的经营遵循六大规律：长期经营的视角、量力经营、构建自我优势、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关系、风险管理以及有事业传承的强烈意志与方法。在过去的专栏文章里，我介绍了这六大规律，以及长寿企业作为社会公器的思维方式。纵观历史，日本实现企业长寿的原动力和核心思想的原点，正是1500年前从中国传入的儒学以及佛学思想。换句话说，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长寿企业大国源于从中国学到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

早期儒学的传入与吸收

公元285年，另一个说法是405年，在日本应神天皇时期（公元270年～310年），王仁博士从百济（古时候朝鲜半岛西南端的国家）前往日本，带来了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

日本现存最早的典籍《古事记》有如下记载：“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意思是：“（应神天皇）命令百济国：如百济有贤人，立即贡上。而（百济）所进贡之贤人，其名叫‘和迩吉师’。又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计十一卷。一并献上。”《古事记》这里说的是“和迩”，其实就是“王仁”，因为王仁当时的日语发音叫“ワニ”，用汉字来标音的话就成了“和迩”。

儒学思想被日本传入和接受的同时，也是日本对中国汉字的传入与接受，日本在中国汉字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提出了训读及假名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奠定了日本文化兴起的基础。

六世纪初百济的许多五经博士也来到日本（五经博士，学官名，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根据董仲舒的策略，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故称五经博士），把儒家经典带入了日本，传播于日本上层贵族中间。六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吴（今江苏苏州）人携《明堂图》及其他医药书160卷到日本。此外，公元六世纪中期佛教也从百济传到日本。

就这样，中国的儒学思想，通过朝鲜带到日本，儒学成为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石，成为形成日本精神的出发点。同汉字的日本化一样，儒教思想在传入日本以后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日本化为符合日本社会体制的内容，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注意。我们首先来概述一下它的经过吧。

遣隋使&圣德太子的改革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时，日本政治局势处于一个十分不稳定的时代，当时日本国内矛盾重重，世袭贵族垄断了官场，皇权衰落。在日本圣德太子摄政的公元600年、公元607年、公元608年、公元614年日本四次遣使入隋，主要目的是引进中国文化，促进佛教的流通。当时在中国，隋朝建立后重兴佛教。为政治稳定而费尽心血的圣德太子(574年～622年)，是日本首位以修行佛教治国的领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推行行政改革，并于次年制订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但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官僚和贵族的道德规范，其中第一条就引用了《论语》“以和为贵”。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00多年时间里，日本派出的遣隋/唐使到中国，直接引进了中国的文化，“论语”和“孝教”也被规定为贵族和僧侣学习的必修科目。

1690年，由德川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建成的孔子庙，位于东京的中心位置，又称汤岛圣堂。

东京孔子庙

日本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中期，中国儒学的新发展传入日本—当时朱子学是南宋朱熹重构的儒教新学体系，传闻是1199年由入宋的禅僧俊芿带回日本。从那以后，在武士中间朱子学被广泛学习。

用武力统一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在1603年创立江户幕府的同时，将儒学定为新时代的官学即正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家思想上升到统治地位，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1690年，由德川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建成的孔子庙，位于东京的中心位置，又称汤岛圣堂，后来发展为幕府直辖的学堂，是当时日本的最高学府，也是儒学的象征。

江户时代：儒学兴盛《论语》普及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随着儒学的兴盛以及其日本化，形成了日本儒学。中国儒学三派即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典学派对日本的影响都非常大。在当时的日本，从平民到武士、男女老少，被称为“没有不知道《论语》的人，没有不看《论语》的人”，可以说当时日本全国各阶层的藩校（以武士为对象）和寺子屋（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初等教育不输给现代教育。

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江户（现在的东京）的就学率在70%～86%左右，至少识字率超过了这个比例。以寺子屋的普及度为基础，西方研究人员大胆推测了江户时期的识字率，英国社会学家（Ronald Philip Dore）罗纳·多尔在1965年出版的《江户时代的教育》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1870（明治3年）年日本人读写的普及率比现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高得多。与当时的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恐怕也没有逊色多少。”另外，在《学历社会》一书中他进行了深入的推测，书中写道：“1870年左右，各年龄段男性的40%～50%、女性的15%掌握基本的日语读写和算数，对本国的历史和地理也有接触。”确实，女性也因为接受教育的影响而非常有教养。

朱子学说的兴起，产生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尊皇论和尊皇运动，而之后的倒幕运动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都与朱子学说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其中，最初被认为是异端学说的阳明学逐渐开始产生影响力，在其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幕府末期、维新期尊皇派的主要人物，如西乡隆盛（1828年～1877年，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维新三杰之一）、吉田松阴（1830年～1859年，阳明学派思想家，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等等。近年来在中国，大家更关注和熟悉作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阳明学，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不把目光投向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可能狭隘地理解儒教在日本的影响。

儒教的日本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儒教在日本国内发展的过程，从中我们能够了解日本商业思想的发展和长寿企业辈出的动力。

日本化的儒教，是从中国传入的儒教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学习吸收而诞生的。日本出现了研究儒学的不同派别，各学派之间的学术观点各异，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使儒学研究在日本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儒学学问从学习中国汉唐经学，转变为学习宋明理学，这个转折点备受瞩目。比如，在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天皇的权力逐渐落入外戚手中，天皇的权力被架空。1318年后醍醐*[tíhú]天皇即位后，废除院政以亲政，他选拔贤能，革新朝政。后醍醐天皇（1288年～1339年）重视的并不是中国的《史记》和《汉书》，而是《资治通鉴》。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实行闭关锁国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时的江户幕府深受朱子新儒学的影响，朱熹提出:“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认为自然秩序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社会秩序，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上，所有人都根据其士农工商的职业身份规定了相应的阶层，“武士”（士）置于顶层，接着是“农民”（农）、“职人”（工），最后是“商人（商）位于底层，各等级界限森严，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衣食居住都有区别。江户幕府认为，像自然界的所有现象一样社会秩序也应该处于井然有序的道德秩序之下，人只有通过修身积德，才能提高人的存在价值。

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是活跃于17世纪的日本德川时代前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朱子学持批判态度，摈弃朱子学，独尊孔、孟，十分重视《论语》和《孟子》两书，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古义，并要建立所谓“圣学”。伊藤仁斋重视教育和实践，曾用通俗说理的方法注释儒家的经典，他在日本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儒学家，形成日本古义学派。伊藤仁斋赞成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说法，他的道德观以仁为核心，他认为这不仅是武士和商人的为人之道，也应是所有人的为人之道，认为“圣学”就是王道，王道就是仁义，这正是儒家传统的学说。

荻生徂徕*[cúlái](1666年～1728年）是晚于伊藤仁斋40年、出生于江户中期的日本思想家，他精通汉语，和伊藤仁斋一样反对朱学，被视为“经世济民”的实学者，主张儒学的本质不在于道德（“修己”），而在于天下国家之统治（“治人”）。荻生徂徕提倡汉文直读法，反对此前的汉文训读法，强调要研究高深的道理须先理解中国语言文学。他提出“学之道，以仿效为本”（《徂徕集》），认为学习的基本在于“仿效”，即模仿。如同临摹字帖，如果能够如范式般模仿字帖，则表明字帖中的范式终于为“我身”所有。荻生徂徕认为，“礼乐”具有美质，是以完美范式之力感化人之内心。他提出通过古文词的研究提倡复古学，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商业活动的社会意义。

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是日本的兵法家、儒学家，研习朱子学和兵法等，但他对朱子学持怀疑态度，后来放弃朱子学，倡导被称为古学的学问，推崇孔孟而排斥其他宋明儒学。山鹿素行时代武士道体系逐渐形成，日本从他开始试图用儒学阐述“士”的立身之道，即武士道，他认为兵法是武士的学问，不仅是关于战争的理论，也是为了维持和平防止战争，为了稳定人们的生活，维持善良的社会秩序，认为儒学才是“武门学问”的根本。对于武士的存在意义，山鹿素行提倡君主统治论，他认为“正士法，养义，治天下，治国，皆士之本也”，认为武士作为当政者，是政治和经济的主体，经济运营的责任归于武士，因此武士平时必须文武并重。

贝原益轩（1630年～1714年）早年学医，1657年他弃医研究朱熹的新儒学。他写了近百种哲学作品，强调社会的等级本性，认为“国土有四民，士农工商，四民皆义理把其行事看作一，但求利的谚语在各个行业都有”，展开了立足于道德平等性原理的观点。也就是说，利益是罪恶的，因此要压制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人，主张农工商三民职业在实践中经济与道德的和谐。贝原益轩认为，所有人不论身份、性别，均应修养内心、接受教育，由此他提出了系统的道德观与教育观。他撰写的《女大学》讲的是三从四德，在很长时间内都被看作是日本妇女最重要的伦理教科书。

另外，在商人的商业职业理论中，禅僧铃木正三（1579年～1655年）提出：“不是只有世法、佛法这两种法，职业生活即信仰生活。商人要自觉其社会责任，舍身精进业务，努力获得利润。但是不要为了自己消费所得利润，而是要用于企业的发展”。这个思想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理论相近，但要比西欧早了很多年。

日本商业伦理是如何确立的，我们下期做进一步介绍。

来源：《家族企业》201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