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第一的经济水平，作为支撑这一经济体的古代科技文明也硕果累累。但是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四大发明”，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1986年出版的名为《中国——发明和发现的摇篮》（China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一书中，列举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多达百项，内容包括十进制、马镫、链式水车、星图、轮桨船等，其中一些成果堪称现代科技飞跃的奠基石，还有很多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人类生活。

丝绸：令整个罗马着迷间接推动文艺复兴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饲养蚕和缫丝的国家，长期以来曾是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唯一国。”“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贡献”，考古学家夏鼐曾经这样评价桑蚕丝织技术的历史地位。

丝绸之路在中西文明交流、物品交换和连通世界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早期中西贸易史上，丝绸并不是唯一的货物，它却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明推广传播的代言人绝非偶然。早在战国中期，丝绸就越过欧亚大陆之间的草原和山脉，从中国运往欧洲。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大批丝绸货物通过新疆运往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盆地)、波斯和大秦(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等国，前115年张骞完成第二次出使归来。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论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5卷论著，2卷地图）中，注意到丝绸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中的重要价值（历史上希腊、罗马有关中国的词汇Seres，Serica等都来源于丝绸一词），首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道称为“丝绸之路”。

最早的桑蚕丝织国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农事耕种以果腹强身，桑蚕丝织以蔽体保暖，二者缺一不可，由女性从事的桑蚕织造行业，是百姓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度的关键一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关于桑蚕起源的传说：黄帝正妃嫘祖首先发现桑柘树上有一种能吐丝结茧的虫子，吐出的丝柔软坚韧而光亮润泽，“始教民育蚕”。不过，现代考古发掘成果也给出了时间点。在属于仰韶文化遗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现场，出土过一个“半割”的蚕茧；良渚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丝织遗迹和织造工具。来自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一块绢片和丝带丝线，经测定距今约5000年前。这块绢布经纬平直而均匀，密度为每厘米40根。50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丝织业存在，且达到一定技术高度。

鎏金铜蚕，汉，铜鎏金，通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984年发现于陕西省石泉县，铜蚕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

蚕事者，盖农桑衣食之本，要织布得先养蚕。神话中就有伏羲发明乐器，以桑制瑟、以蚕丝为弦。蚕的家养可以远推到渔猎时代，先是采集野蚕茧食蛹、茧层拉丝绵御寒、丝线制作渔猎工具，再有缫丝、养蚕，当进入室内人工饲养蚕的生产阶段，丝织品衣物才大量出现。

国人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汉代时养蚕缫丝业已经极为成熟。长安创立了织室生产丝织品，归少府管辖，就设在未央宫内，织造提花或刺绣织物。织室设有大丞专门管理纺织染手工业，襄邑、临淄专设服官。官营手工业不面向市场，民间丝织生产才遍及全国，从山东到海南岛，从内陆到沿海，家家的女子都从事养蚕织造。丝织业生产规模大，水平也相当高。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襌衣薄如蝉翼，138厘米高的长袖衣，重量仅49克。

丝织品畅销全国的同时，也通过各国商人成为外销品。汉魏以来，传统的中西丝绸贸易都是将以关中的长安和关东的河、洛、齐、鲁为基地生产出的绢帛丝绸，经过西域、中亚大批输往欧洲，成为西方贵族华丽的衣料。丝绸轻薄易于携带，“生丝一斤（收购价）值银一两六钱，金四钱，大大低于罗马的丝价（在罗马丝绸价比黄金）”，这种贸易收益高昂，广受中间商欢迎，即使在政治动荡时期也没有停滞。

晋末中原的战乱摧毁了传统丝绸生产基地，货源无以为继。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西晋末年粟特商团发往撒马尔罕主人的信件：因战火蔓延，他派出的商队“从姑臧启程，六个月后才到洛阳，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死于饥馑”。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为您搜集到成捆的丝绸”，“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地长期得到维持……”这个粟特商团应该是专门采购丝绸的。

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西汉，织物，长39厘米，宽34厘米，1972年马王堆汉墓一号墓（辛追墓）出土。

该绣品采用锁绣法以朱红、棕红、橄榄绿等色丝线，绣出飞卷流云和隐约露头的凤鸟，寓意“凤鸟乘云”，遣册称为“乘云绣”，是极高水准的丝织物

在丝绸传入欧洲以前，古罗马人用羊毛做衣服，古印度人用棉花，古埃及人用亚麻。公元前1世纪，身披羊毛质衣服的罗马人征战到波斯，第一次见到轻薄的丝绸，又听说是从一种虫子肚子里得到的，惊讶之极。丝绸立刻成为罗马贵族竞相追逐的奢侈品。丝绸作为东西贸易中最珍贵的商品，开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商贸交流。

罗马帝国时期，丝绸是贵妇们的心头好，她们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当恺撒穿着丝绸衣物出现在公众场合，立刻收获无数艳羡的目光。1世纪的古罗马哲学家与历史学家老普林尼对这种奢靡之风十分不解，他说：“只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一点儿，女人们就花这么多钱购买昂贵的东方丝绸，太不值得了。”

在古代中国，种桑养蚕一直是国家最高的商业机密。6世纪时，罗马人认识丝绸700年了，即便如此追捧这种材质，仍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生产，甚至搞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在1世纪罗马人的诗歌里，“赛里斯织物（丝绸）”“是产自树上的羊毛状物”。到了2世纪左右，随着东西海陆交通的发展，古典作家终于更新了自己的知识储备，他们觉得丝其实是产自一种叫赛儿（Ser）的小动物。这种小动物比金甲虫大两倍，用小笼子饲养，食物是黍和芦苇，小动物不停地吃直到把肚皮撑破，体内的丝就露出来了。

552年（南北朝时期），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与掌控了丝绸之路的波斯人交恶，东罗马的丝绸供应几乎中断。据说是印度僧侣许诺承担丝绸织造，可以绕过死敌波斯人。虽然不可能从中国运来活虫，但可以试试带蚕种，他们偷偷把蚕卵放在竹杖中带回了拜占庭帝国，由此开启西方养蚕缫丝历史，此前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原理描述才被大家遗忘。

传说真真假假无法理清，但有证据表明，古代伊朗是较早掌握丝织技术的国度，迟至公元6世纪已经能织绫锦。此后不久，中国的养蚕技术也陆续传入中亚、南亚和西亚。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富甲一方，他们通过为丝绸生产者提供资金，与神秘的东方保持贸易往来，逐渐垄断了从原料供应到制造、销售的丝绸产业链。美第奇家族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又通过艺术赞助的形式，推动了意大利文学艺术爆炸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备受赞誉的文艺复兴背后，也有这些来自东方的华贵绸料的功劳。

瓷器：神秘的东方魔力欧洲贵族一掷千金

历史上，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自不必提，只想想China这个词的含义就不言而喻。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之前，很多国家饮食不用器皿：马来半岛以葵叶为碗；印尼以缄树叶盛放食物，食完即扔；文莱则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皿，同样是一次性的；在波斯，只有国王的饮食才以瓷器盛放。早在公元1世纪，在欧洲人还只能用一个“stoneware”来模糊地统称陶器和炻器时，中国已制造出质地坚硬的青瓷。中国的唐代已出现了成熟的白瓷，秘色瓷更是上乘之作。宋朝“哥、汝、官、定、钧”五大名窑并立于世，瓷器质量和观赏价值又攀升了一个高度。

直到15世纪，欧洲大陆上瓷器依然罕见，仅有的几件堪称无价之宝，与水晶相提并论。中东商人把从中国买来的瓷器运到欧洲，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遥远东方的想象力和非凡工艺，这种薄到可以在灯下见到影子的白色坚固材质和蓝色花纹，被认为具有魔力，可以鉴别有毒物质，毒药入碗，青花瓷便会碎裂。欧洲人想不到，这些光滑结实的中国瓷器其实脱胎于他们惯用的陶器，差别只在烧制时的温度控制和胚土配方的一点“加料”，这个不算复杂的秘密，困惑了欧洲二三百年。

原始青瓷罍，商末周初，现藏山东博物馆。

欧洲人还只能用一个“stoneware”来模糊地统称陶器和炻器时，中国已制造出质地坚硬的青瓷

被偷走的配方

唐时，瓷器开始沿着陆路和海路外销到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瓷器重量和体积大，易碎，形状也不好码放，最理想的运输途径在水上，常常作为货船压仓的“秤砣”。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运输风险减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早期的外销瓷器多靠外商采购，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有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德化白瓷等。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在中亚、西亚的征战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要道后，波斯的钴蓝颜料传入中国，坚固的素胎又绘制上复杂细致的纹饰，颇得西亚人喜爱，逐渐发展为青花工艺。景德镇的青花瓷，作为官方烧造的品质保障，用当地特有的高岭土以1300℃烧制而成。如今，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藏有自13世纪至19世纪末的中国陶瓷10358件，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40件元青花。这里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瓷器最集中的地方。这种结合了西亚风格的中国瓷器，不远万里去到西方，成为中国外销瓷的排头兵。

这些景德镇瓷器用稻草和纸精心包裹装桶，一个整桶重达225公斤。货桶被装载上江边的快船，向南航行80公里到达饶州，经昌江流入鄱阳湖，向南再到达南昌，沿赣江而上，最后用人工驮载穿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穿过湿滑的山路，在珠江上游装船，运往广州。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唯一外贸通商口岸，中国瓷器大多都是从这里运往欧洲。

由于马可·波罗的介绍和贩卖，明代时德化白瓷在欧洲风靡程度不亚于青花，它白腻如脂、润泽典雅，一进入欧洲立刻有无数订单追过来。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奉召下西洋，德化象牙白瓷器作为船舱压底大量携带，成为欧洲市场上新鲜货。

景德镇为它的客户生产了汤盆、盖盅、咖啡壶和马克杯等典型的西餐器皿，这些东西以西方餐具的形态出现，却描绘了充满东方特色的图案。由于东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欧洲人会把中国的笔筒当作冰桶，把鱼缸用作花盆，把花瓶当茶壶，把胆瓶改成牛奶罐，用起来自然不顺手，不能充分体现昂贵商品的价值，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向中国商人提出款式、花色和装饰等方面的要求，定制符合他们使用习惯的生活用瓷。事实上元青花的超大器型，也是为了配合阿拉伯人的餐饮方式而制的。

然而定制经常会出错，耶稣像有时是中国人面孔，也没有光环，绘图工匠想象中的西方人生活，总带有明显的东方特色。精明的广州商人干脆只在景德镇烧白瓷，运到广东，另雇画工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再开炉烘染。这样可以在欧洲客商监督下更精确地完成，这就是被称为“广彩”的定烧瓷。

定制瓷器中最高端的是纹章瓷。欧洲的王室贵族希望得到带有自己家族徽章标志的瓷器，订单都是整套餐具、茶具、洁具，价格昂贵且要求极严格，是最精美的外销瓷。定制纹章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客人必须在一月之前下订单，若一切顺利，可在第二年八月收到餐具。一件高端定制瓷器货物要等20个月才能到达客人手中。

带盖布丁杯，1745-1755，纹章瓷，现藏洛杉矶艺术馆。

来自东方的外销瓷器已经带有明显的定制特色，从纹饰到器型都在迎合购买者的喜好和生活习惯

即使这样，中国瓷器依然是各国王室热捧的对象。1607年，法国王太子用中国的瓷碗喝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建立凡尔赛宫时修建了著名的托里阿诺宫，借鉴了南京瓷塔覆盖以彩釉陶砖，以陈列着大量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西班牙王宫当时收藏有中国瓷器3000余件；葡萄牙王后的财产清单中，瓷器是极为重要的一项；1690年，英国玛丽女王在英国汉普敦王宫里摆满了蓝白色的中国花瓶和盘子。

18世纪，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各国王室金银大量外流，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吸金磁铁，全世界财富都向这里聚集。因此，欧洲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仿造“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中国瓷器是很多欧洲国家的重要科研项目。16世纪初，他们开始尝试用贝壳、蛋壳、蛋白、鱼肉、甚至长期腐化的牛马粪便制造瓷器。16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制瓷业已经能够制作较为粗糙的瓷盘，但是釉色并不均匀，表面伴有气泡。这种瓷器的材料与景德镇瓷器完全不同，也易碎，事实上还是一种外表施白釉的陶器。

17世纪时，荷兰代尔夫特开始大量仿制青花器，远销欧洲。这种荷兰瓷从外表看起来与中国瓷并无二致，但一件景德镇生产的马克杯或者茶壶可以毫不费力装满水端起，而荷兰瓷的马克杯端起来后，手里可能只剩一个手柄了。

1709年，一个中文名为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士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私人关系，进贡朝廷一批法国葡萄酒获取信任，得以常驻景德镇，自由出入大小作坊，了解窑厂的各种工序。七年后，殷弘绪将他学到的瓷器制作流程整理出一封长信，连同搜集到的原材料样品，打包寄给了欧洲耶稣会。1716年，这封信在《科学》杂志上发布，引起轰动。

带镀金金属底座的有盖烧瓶，1720-1723，德国梅森陶瓷厂，高14.2厘米，腹直径7.7厘米

德国梅森瓷厂是首先打破制瓷瓶颈的欧洲生产地，时至今日，这里的瓷器依然价格昂贵

殷弘绪信中提到了景德镇的制瓷关键: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高岭土是一种白度高、质软、与水混合后具有高可塑性的黏土。将高岭土和瓷石按不同比例调配，能在1380°C高温下，烧制出洁白光润、如珠似玉、形状稳定的产品。这种“二元配方”是中国业界的经典发明，秘不外传。商业间谍的泄密使欧洲瓷界茅塞顿开，纷纷参照公布的方法烧制“中国瓷”。

距离德国柏林200公里的城市梅森是德国的制瓷基地，这里是得益于殷弘绪偷师中国、首先打破制瓷瓶颈的欧洲城市。时至今日，这里的瓷器依然价格昂贵，普通一件就折合人民币2000元，不少德国人会把一套梅森的瓷器作为女儿的嫁妆。

18世纪末，为了保护本土产业，当时中国最大的瓷器出口市场英国开始对景德镇外销瓷征收高额关税。此时的欧洲已经能生产与景德镇瓷器相媲美的产品，英国韦奇伍德瓷厂已经开始采用温度计来控制火候时，景德镇仍使用焚香计时、经验测温。1791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次年春天，最后一批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义进口的中国瓷器输入英国，成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历史结束。

风筝：最早的飞行器人类发明飞机的阶梯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木鸢，“公输般为木鸢以窥宋城”，这是纸鸢的前身。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写过，后唐宗庆时，亳州刺史李邺制成过一种在空中能够发出响声的风筝。他将小竹笛放置在风筝头部，风入竹后，声如鸣筝，仿佛加装了音响，这也是“风筝”一词的源头。《全唐诗》里收录过一首关于风筝的诗：“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所以风筝也被归为一种乐器。

风筝诞生之初就带有军事目的，最初的种种记载或传说，都多少带有军事色彩。明代曾有一种“神火飞鸦”，是一种鸦形风筝，内装炸药，用四支点燃的起火作为动力，放飞到敌人上空时，点燃导火线引爆炸弹。《新唐书·田悦传》中记载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魏博节度使田悦反叛朝廷，把唐将张伾围困在临洺城内（今河北永年），张伾出不来，就通过放纸鸢向外传递消息，纸鸢飞“高百丈”，从田悦的营地上方飘过时，田悦派人射箭竟射不着。风筝应用于战争失败的案例也有。《金史》载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在速不台率领下围攻金都汴京，双方僵持十多天，守城的完颜白撒从城头放纸鸢飞至蒙古军中断线，给营中的俘虏传递消息，命令他们作内应反抗，此计最终失败。今天看来这些故事可能有夸张演绎的成分，但当时人会熟练制作风筝应是事实。

以唐为界，风筝逐渐脱离军事色彩，在人们日常娱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唐诗中大量出现了关于风筝的内容，这一切与纸张成本的降低并大量应用于风筝制作不无关系。“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去地渐高人乱眼，世人为尔羽毛全。”唐代诗人元稹的《有鸟二十章》描述了儿童嬉戏玩纸鸢的有趣场景。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东京汴梁儿童扯着引线放风筝的画面。南宋的临安城外有二十座瓦子，即游艺场所，在这里除了可以听曲听书，看杂耍，还可以参与风筝赌局，赌注是每局二三钱。双方放飞风筝互相进击，以谁的线先被绞断为输。中国人把风筝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有人拿它祭神，有人用它科研

英国民俗学家克利·哈德在《风筝——历史的考察》一书中分析了风筝应该是由朝鲜、缅甸或是蒙古继而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人戴维·贝拉姆则认为，中国的风筝是唐朝时由佛教徒传到日本，再进入朝鲜和缅甸，最后流传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人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掉晦气，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经营风筝的商店。风筝上没有任何装饰，多为长方形和半圆形。德川幕府时期，浮世绘画师的加入为商品增添了独特艺术气息。长岛源平制作的嗡嗡风筝宽24米，尾绳长146米，重约2吨，要15个人合力放飞才能成功。长崎的合战风筝，与中国南方的战斗风筝一样，风筝绳上涂满用蛋清和米饭熬成的糨糊，粘着碎玻璃和碎瓷片。风筝之间不断绞斗，率先把对方的风筝割坏或是绳子割断者赢。

《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中表现儿童放风筝的场景，这幅画由清乾隆时期的五位画家合作完成，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反映的是清代市井社会生活

1898年，澳大利亚人劳伦斯·哈格雷夫和他的箱式风筝。

箱式风筝是研制动力驱动飞机的基础，直接解决了飞行稳定性不高和时长有限等问题

在马来西亚，放风筝是向稻神致意，制作和放飞风筝是极为严肃的事情，一般在四月稻谷收获之后，会举办大型的放风筝活动，新月、半月和满月风筝是专门献给神明的。制作风筝骨架的竹子，最好选择东向生长的，砍倒后埋进土里一个月，再挖出来糊上纸。据说这样的风筝可以得到太阳神的保护，南部地区还把蜡染印花的方法用在风筝装饰上。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开始利用风筝做科学实验，总结出早期空气动力学和航空技术学理论，性能良好的风筝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气象、广告等方面。1830年以后，又开始进行电学实验。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美国人富兰克林用放风筝的方式揭示出雷电的奥秘。富兰克林确实是第一个提出可以用实验证明闪电就是电理论的人，但他本人没有正式承认做过这个实验。不过，19世纪初的富兰克林风筝俱乐部，主要活动是利用风筝进行电学实验。

1893年，澳大利亚人劳伦斯·哈格雷夫为美国气象局设计了一种可装进箱里的折叠风筝，用以把气象仪器送到高空中测量风速、湿度、气压等数据；1901年，意大利人伽利尔摩·马可尼利用放飞的风筝接收了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这一切实验都是把风筝作为载体看待，而另一批人把对风筝的兴趣点投注在“飞翔”本身。很多人不清楚，莱特兄弟在发明飞机之前，也制作过风筝用于飞行实验。

箱形风筝具有稳定性好、上升快的优点，直接解决了飞行稳定性不高和时长有限等问题。1897年6月，风筝设计家查尔斯·拉姆松在箱形风筝基础上加两组复翼而成的滑翔帆进行试验，在离地面15米高的空中飞行了30分钟左右。1899年，莱特兄弟成功地制造了机翼可以扭转做横向运动的双身风筝，用来观察它在空中的翻滚动作和如何借助空气浮力升降，从而发明了襟翼。随后几年，他们制作了带有自行升降活动机翼的滑翔机。终于在1903年12月17日，在基蒂霍克海滩上，莱特兄弟创造的用内燃机作动力的飞机试飞成功。

1964年，加利福尼亚工业大学的尼古拉迪工程师利用软体风筝运送重物时，操纵风筝的引绳意外断开，但风筝没有就此跌落，而是稳稳地向前滑翔了一段距离。尼古拉迪以此为灵感，最终创作了三角伞翼。无动力悬挂滑翔成为很多年轻人热衷挑战的极限运动，人类犹如在空中插上了翅膀。

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和空间博物馆飞行器馆里，挂着一只中国风筝，立牌上用英文写着：“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展翅高飞的梦想催生了风筝的出现，它代替我们乘风翱翔，不断进取的人类并没有就此驻足，这根风筝线不断与飞速发展的科技碰撞，最终创造出了真正的载人飞行器。飞机和滑翔设备的出现，中国风筝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甚至把风筝列为中华民族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不过，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说，取得灿烂成果的古代科技为何最终没有推动中国率先完成科技和工业革命，也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应该正视和引以为鉴的。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