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着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趋势，从最初的血缘关系，到世袭制和宗法制，再到中央集权，其中，儒家经典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其中儒家学说强调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结合，也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一、儒家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

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讲人性，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说；主张修齐治平，治国理政从自身开始；儒家认为治民应该以教为主，以罚为辅等等。究其本质，形成儒家学说的深层原因何在，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朱熹《四书集注·中庸》题解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论语·雍也》记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做事要中节有度：“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明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万事万物的本性都来自于天，要遵循万事万物的本性，把握并阐明道：“道也者，不可须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一种内在规定性，德是一种认知活动，要遵循天道法则，就得道德合一。孔子论政“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表明人道的基础在于天道，天道是有秩序的，因此人道也是有秩序的，且秩序中是有等级的，以“正名”构成人道之秩序，来管理整个社会。孟子讲仁政，其理论基础也在于天道，人性本善，其性善论的依据也来源于天道，天道赋性，因此“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行不忍人之治，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由此可见，儒家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在于对天道的尊崇，天道包容、滋养万物，而人道效法天道，效仿天道就要做到包容万物，包容万物即为中庸，“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的英明，就在于听取上下、内外、左右等“两端”的各种意见，然后以折中之策治理天下。从天道到人道，从人道到仁道，即为儒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落实到客观世界，儒家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国同构体系。

二、儒家政治学说下的社会基本结构

前面提到，儒家认为人道的法则来源于天道，而天道是有秩序的，以此为依托，孔子进一步指出，在人世间，天道的秩序是有等级的，因此试图以“正名”来构建社会的秩序，来管理社会，讲求“名实合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制度就表现在以“礼制”为外壳的社会秩序上，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认为没有礼制就没有社会秩序，社会中的人有亲疏之别、长幼之序，当然，这种等级差异也是有度的，“礼之用，和为贵。”社会差异要以社会各阶层能够接受为度，由此才有天下大同。儒家在社会关系上不仅讲求等级和秩序，还进一步把处理血缘关系的原则运用到政治关系上，由人推及到社会，由社会推及到整个国家的治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加上长久以来封闭的小农经济造成的简单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周天子时代“家天下”的传统，也就加深了“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理念，《大学》讲“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于其国，先齐其家”，这种“家国同构”观念进一步促进了封建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稳定，从思想上加强了封建集权的合法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激励了无数人为家庭，为国家奋斗，甚至于今日之中国社会，依旧有不少影子。

三、哲学基础和社会结构下的治国措施

儒家学说基于其推崇天道的哲学理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家国同构”体系，也就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措施。

首先，儒家学说强调的就是道德教化，而道德的最高点被称之为圣人，首先要求统治者自身有极高的道德，最高境界即圣人之治。同时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圣，提出了如何有道有德、如何成圣人的修养论，通过提高百姓的精神境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其所不闻”“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强调“正心诚意”，孟子则是提出人性本善，扩充四端以正心，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培养浩然之气等，这都是儒家学说中修养论的体现。

儒家学说下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关系，而“忠孝之义”是“家国同构”最重要的切入点，“忠”是君臣之间的等级要求，“孝”是血缘关系上的关系，从而实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的理想社会，“忠”与“孝”相结合，通过道德教化，使虚幻的君主王权建立在真实的血缘关系上，进一步巩固政权，为统治者颁布一系列治国措施打造精神基础，因此培养一种社会性的人，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当然，其道德约束不仅在于君主对臣民的控制上，也在于对君主本身的约束，儒家学说要求君主自身就要具备道德，要想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就得修身、侍亲、知人、知天、好学、知耻、有勇，从而治天下国家，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是要求君主要“正君心”，限制皇权私欲膨胀。

其次，儒家强调讲礼治，行仁政，在礼制对社会秩序的制约下，施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行不忍人之治，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极为强调王道、仁政，排斥极端功利主义，王道的核心在于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治国措施，如制民恒产来发展经济，以“恒产”求百姓之“恒心”，要增强百姓对国家的凝聚力，就得有充足的财物养足百姓，让百姓生活无忧，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在此之上，百姓之间，君臣之间要遵循礼制，以“三纲五常”为行为准则，从而社会和谐，到达政治的最高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政治关系中，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君主要重视官员、百姓的意志。《孟子·离娄》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即告诫君主此三组关系相辅相成，《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论是把君与臣比喻成腹心与手足的关系，还是把君与民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都是强调彼此双方相互依存、相互理解，君主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同时，也要谨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行仁政，得民心，方能不违天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在选拔君主官员上，儒家学说主张选贤任能，选贤以德。孔子推崇圣人之治，儒家大述尧舜之政，宣扬圣贤政治，圣贤首先就是一心秉公的道德楷模，统治者首先要有道德；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最为重视品德的端正，把德行作为选官的先决条件，孟子讲“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建立大同社会。而社会的和谐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政府官员的角色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官员不仅得有才能，更得有道德。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结合，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

四、儒家政治学说与法家治国理念的区别及融合

前面谈到，儒家学说以中庸之道作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强调不偏不倚，因而其能够充分融合众家之长。在治国理念上，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强调“礼治、德治、人治”，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则轻视道德的作用，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治更多倾向于人性本恶，因此要以刑法使人改正，儒家则相信人性本善，周遭环境是人们产生恶的源头，因此强调教化，强调构建道德社会来使人向善，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道德发展。在治理方法上，法家强调君主集权，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儒家则是试图打造“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强调个人的完善，以家庭为纽带，把人作为社会中的人，个人要融入集体之中。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儒家则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制裁来推行法律，儒家则以道德为维持礼的权威。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儒家也强调社会要有合法的秩序。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中，这两种思想相互融合，外儒内法成为君主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

五、由此形成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儒家学说到宋明理学，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就造就了我国政治制度所独有的特点和文化，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礼教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礼教教育培养出的文人集团是国家政治集团的主要群体；皇权的提升与相权的衰弱。

（一）礼教制度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正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而其主要的历史背景是东汉末年分裂局势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联系断裂与用人混乱，在政府运行效率大为降低和缺乏统一人才选拔标准的情况下，封建礼教所宣扬的“贤”最具有说服力，也就成了选拔人才的标准。魏晋南北朝之后，选拔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发展，直到唐朝科举制的确立。唐朝科举制的考察科目主要是明经、明法等，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四书五经。从这个延续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考察内容上可以发现，作为即将被选拔担任政府官员的读书人，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经义，没有任何与国家治理有关的方面。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行政体系运作过程中，任何与实际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最终都会被上升到道德问题的层面，以汉族为主要统治群体的中国古代社会，依旧拿道德教条和传统伦理来统治人民，行政体系运作维持在效率较低的状态，制度本身不会被怀疑，一旦运作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必定是官员的无德，再往上则会是皇帝的用人无方，被一时蒙蔽，而这突出体现在近代鸦片战争，清朝应对自身制度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以人事变动来求恢复，而不是制度变革。

（二）庞大的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其与皇室是两个不同的群体，皇室由世袭制度产生，是古代中国国家元首，而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由选拔制度产生，所受的教育是四书五经。那么经受过四书五经教育的文人们，在政治上具有的基本理念是，只要一个人能够懂得忠孝大节就自然能够守法，社会就自然能够有秩序地运行，从中央到管理层再到地方，古代中国庞大的行政网络依靠驿马所传递的文牍来连接，这一管理方式的效率之低对于政府运作几乎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而这一弊端也在鸦片战争中被充分暴露，所以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多则几千县少则几百县的各地文官，要使得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够符合机制，根基就在于道德上的共识，而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由于历代政府都实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政策，工商业遭到打压，入仕几乎是所有文人的选择，在激烈的科举制度背后，应当看到每—个中举的读书人的背后都有家族几代人的共同投入，这种投入几乎让所有读书人都将科举视为做官生财之道，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后来更有死板僵硬的八股文取仕制度，而在科举过程中，读书人之间也会相应结成社会关系，因此基于利益上的共识，这些读书人在为官之后，也就行成了—个有坚实关系网络的集团组织。

通过同—方式出身的文官由此形成了行政管理体系中最为庞大的一个阶层，他们彼此信赖，相互合作，而任何一种企图要打破这种行政系统内部和谐或者是超过了行政单位以道德解决问题限度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反对。

（三）皇室与政府

在明朝之前的情况，皇帝是传统意义上的皇室代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代表。汉代成熟的政府组织正式诞生之前，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三公的实际身份应当是皇帝的内官，负责皇室与政府的对接。到了唐朝，这些内廷私臣才正式转变为执政官，并且在原来三省的基础上演变出了六部，负责专门管理政务，可以说此时的皇室职能与政府职能有了较为清晰的划分。钱穆对唐朝的政治制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到了宋代时，相权（即中书令）则受到了明显的削弱，皇帝将军权转交给了中枢院，将财政权交给三司，将用人权交给审官院，曾经集中在三公身上的职权被分散得小而散，并且这些部门都属于第一级部门，也就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明朝时期，在宋朝时期还有保留的丞相一职也被直接取消，政府部分直接分给九卿管理。各部门长官地位一直被削弱，内阁制度作为皇帝的秘书，在职能上只为皇帝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古代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由此发展到了顶峰。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发展，表现出一个皇权逐渐提升、中央集权逐渐明显的趋势。但是在中央集权的体系下，皇帝虽然尽最大努力削弱相权，但是仍需要面对文官团体在帝国政治中所结成的坚固组织，皇帝以自己天赋的权力号令百官，百官也同样依照儒家礼教的道德标准来约束皇帝。

六、结语

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总是将自己立于世界的中心，并且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共生与互动，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联系，这种独特的世界观也就造就了古代以儒家政治学说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的产生，造就了至今仍有显现的“家国同构”的社会认知。当今中国的治国理念，对儒家学说就借鉴良多，这不仅是一次政治的进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独立的个体，这与西方政治思想体系下包括斯巴达的勇士体制，以财产分权力的寡头政治，强调公民权力的民主政治等不同，或者可以表述为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来源：《今古文创》2022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