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还是一位有能力、有道德操守的政治家”,被后人誉为“第一完人”和“真三不朽者也”。王守仁思想集中体现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基本原理”,学界学者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其晚年提出的“四句教”和“四无说”。实际上,阳明学博大精深、内涵之广并不局限于此,比如其修己思想就颇有建树,但学界鲜有探讨。笔者认为,王守仁修己思想极富特色,且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此文权作引玉之砖,期待学界同仁加以关注。

一、王守仁修己思想的内涵

王守仁修己思想主要集中于《传习录》和《大学问》中。修己,即修养身心,那么何谓身、心?二者关系如何?王守仁对此做了阐释:“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身体是心灵的形体和表现作用的地方,心即身体的灵明和主宰者,人心得正即是“道心”。可见,王守仁主张的修己即是修心、修性,强调欲修身先正心。身心一体统一于“己”。此外,从王守仁心学体系中也不难看出,他主张的“心修”即为“身修”,故而本文考察其修己思想主要从修心层面着手,力图揭示其修己观的基本内涵,即明明德,致良知和止至善。

(一)明明德:修己的核心要义

“明”与“修”字异义同,“明德”具存于“己心”之中,“明明德”是弘扬光明的德性,是修己的核心要义。《传习录》中记载,王守仁门人徐爱问《大学》中的“亲民”不应写作“新民”而应写作“亲民”是否有依据时,他明确回答,“修己便是明明德”即“明明德”就是修己的内容。“明”是弘扬光大的意思,“明德”一般指光明的德性,王守仁在《大学问》篇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入阐释:“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这即是说无论“大人”还是“小人”本来就具有“明德”,明德是人之本性且自然灵通光明而不昏暗,明德在于阐发与天地万物一体融通的仁心。王守仁强调,“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发扬己心本来就具有的明德,就是要建立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心性本体。只有“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本然”,才能成其为“大人”;欲使自己成为大人、圣人,必须使自己的光明德性、一体通融的仁心显发出来。显而易见,王守仁提倡的明其“明德”,旨在光复心中的德性,做到灵昭不昧,这是其修己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蕴。

(二)致良知:修己的根本宗旨

王守仁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致良知”在其思想中的地位,故而分析其修己思想不能忽略他的“致良知”学说。就王守仁对“良知”的阐释来看,“致良知”是其修己的根本宗旨。王守仁将“良知”内涵解释为三层意思:一为与生俱来的心的本体。他指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二为是非之心、天命之性。他认为:“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三为造化宇宙万物的本体,所谓“良知是造化之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王守仁所主张的“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能判断是非使本心明觉的天赋法则,若不在“良知”上下功夫便不能修身、修心。因此,“修己”必定要使己“致良知”,这就强调了“致良知”在修己中的重要地位。

(三)止至善:修己的最高追求

“至善”向来是儒家的最高追求,自然也是王守仁的修己的目标,但他更进一步。他在解释大学之道的“止于至善”时,指出“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将至善作为明德、亲民的最高准则。他还具体分析了修己中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虽知“明其明德”却“不知止于至善”,最后只能使己心“失之虚罔空寂”;二是“欲亲其民”然“不知止于至善”,最后也只能沉溺于自己的私欲和权术、丧失“仁爱恻怛之诚”。由此他强调了“知止至善”对于个人欲实现明德和亲民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另外,王守仁也揭示了明德、良知和至善之间的关系,认为“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即是说“良知”是“明德”的本体,又是“至善”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至善”是心中的本体,明明德到达精一时,便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比如,在回答徐爱的问题时,他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在这里,王守仁将心中“至善”的境界提到“心之本体”的高度,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追求至善,这是前人所不及的。

二、王守仁修己思想的路径探索

王守仁谈到明明德、致良知和止至善的内容时都以克制“私欲”为中心。在写给杨仕德的书信中,他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重要命题。“心中贼”便是人的好色、好利、好名、好货等私欲。王守仁指出明德、良知以及至善都是人心中原本就具有的,但人心中若有私欲,本心光明的德性就不能显发,良知虽然能辨别它是恶的,也会由于本心被私欲蒙蔽、被欲望打动而蒙昧不悟,德性和良知的失守最终导致人心中的至善法则沾上污垢。并且,认为只有摒弃人的私欲,才能“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成为“圣人”和“大人”,进而人人都可以在去私欲上下功夫,以致修炼成为“尧舜”一样的理想人格。

王守仁论及修己思想的路径时,主要从“袪除私欲”的功夫着手。

(一)省察克治以扫私念、断思虑

如何去人之私欲?王守仁“强调必防之于人欲未萌之先,去之于人欲将萌之际”。防人之私欲必须在未萌之先,这也即是他说的“省察”;克人之私欲于方萌之际,即是他说的“克治”。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可是当意念发动之时便有了善恶之分。因为私欲是在意念发出之时就存在的,所以“袪除私欲”的功夫必须在私念萌发之际就加以省察克治。王守仁在讲授做学问的功夫时,谈到初学者心猿意马,“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时间长了,人心意稍定,仍教其静守如同槁木死灰般无用,更须教他省察克治。而“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同上)。这样,才能时时扫私念、断思虑,升华自己的修养境界。王阳明还强调,“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他认为“省察是无事时存养”,因而要在私欲还未萌发之时就加以体察、反省自己的本心,看本心是否存在恶念或好色、好名、好货等私欲,并将这些可能萌发的私欲逐一追究和搜寻出来。从克治上说,“克己需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来”。在私欲出现丝毫萌动之时,就必须把它摒除,对私欲要快刀斩乱麻,不可姑容和窝藏,不能予私欲一丝一毫的方便和出路。在他看来,省察、克治是一体的,要在扫私念、断思虑环节上下大功夫。王守仁还形象地将私欲比作“地上尘”,它们会天天生长,一天不扫便日积一层,只有踏踏实实在省察克治上下功夫,在私念生长之际就将其扫除,在杂欲兴起之初就将其平息切断,才能使本心不被蒙蔽、欺瞒,彻底阻断私欲的增生之路。

(二)事上磨练以端私欲、持中正

“事上磨练”是王守仁倡导的重要修己方法之一。尽管省察能在未发之时扫除私念、克治能在萌发之际切断思虑,但当人之私欲已从意念之处发出、省察克治已不能将其摒除时,便需要自己在事上磨练以端私欲、持中正。王守仁说的“事上磨练”,并非指要在事物之外寻找自己本心的良知、发现天理从而摒除自己心中之私欲,而是指按照本心所具有的良知天理在事上用功,使良知显发出来,在事上诚意地推及它,从而体察自我心中不正当的私欲并将其彻底廓清摈除。在王守仁看来,“事”是良知的功夫显现的地方所在,在事上磨练是端私欲的“克己功夫也”。《传习录》中弟子陆澄请教王守仁“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的原因时,他告之“人须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即是说人必须在将良知天理扩充到事上并在事上磨练自己,才能站得稳、立得住,才能做到无论是静养还是行动都能端正私欲、持定本心。在鸿胪寺时,学生陆澄收家中信件得知儿子病危后心甚忧闷、心力憔悴、不堪打击而卧病于床。王守仁知道后就告诫陆澄“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并解释说父亲爱子是至情至善,虽说值得提倡但也要讲究中正适度,过了即是私意,必须调整。他指出:“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也就是说,喜怒哀乐等情感是本是中正平和的,但有了别的意念就会使之过度或者是不及,因而成为私欲。要想己心不轻易产生喜意、怒意、哀意、乐意,则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方能遇事不乱、遇事不怒、遇事不慌,保持中正平和的状态。

(三)格物以致良知、除私欲

王守仁生活的明中叶,圣学晦暗、邪说横行,世人多被功利之心驱使,社会上充斥着为官者倾轧官场、为学者相耀于名望、为商者争夺于物利等不良风气,鉴于此他发出了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致良知”的呐喊。如何致良知?他提出了“格物”的主张,即通过格物“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在他看来,格物是正本心、修己身的根本功夫。省察克治虽能扫私欲、断思虑,事上磨练也可端私欲、达中正,但是最终真正做到“祛除私欲”,使本心光明不昧还得仰仗良知的力量和遵循至善的法则,这就要在“致良知”和“止至善”两大根本上下功夫。从王守仁的思想体系看,这个功夫就是“格物”,然而此“格物”并非朱子所谓的“求天理于事事物物”,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王守仁的《大学问》和《传习录》中,都对“格物”作了新的阐释,他指出“物者,事也”、“格者,正也”。致知必在于格物,凡是意念所发必定有所指向的对象或事物,这些对象或事物便是王守仁所谓的“物”;意念所发有正和不正之分,“格”就是把良知天理置于对事事物物的认识之中,从而改其不正使归于正,此即去恶为善、达至正心的功夫。

他还认为,“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止至善,即知格物矣”。提倡把心中的良知天理、至善法则贯彻到事事物物之中,使事事物物与本心中的良知和至善理念相符合。从他对良知、至善与格物的阐述来看,他认为格物是“致良知”与“止至善”的前提和条件,良知和至善所察知的善虽然喜之好之,但若不能在意念指向之处践履它,便不能致良知;所察知的恶虽然恶之弃之,但若不能在意念指向之处做格物的功夫革之去之,便不能摒弃恶念。对私欲亦然,只有在事上“格其私心”、“格其非心”,才能使良知拨开私欲的遮蔽。因此,在格物上下功夫是去除私欲从而提高修己层级的必要环节。

(四)知行合一以尽己心、达内圣

“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核心理念,也是王守仁倡导的重要修养路径。他甚至认为,即使是凡人也可通过“知行合一”成为圣人。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合一是成圣之学极为重要的“功夫”,是尽己心、达内圣的根本之道。“知行”中的“知”是指知天理人性、知良知良能;而“行”则是“知之发动”,主旨在所指向的对象上践履和躬行。学生徐爱咨询“人知孝却不能行孝”问题时,王守仁指出:“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由此足见他认为知行不一是由于对良知良能的“知”不够深入,致使私欲阻隔了知与行。在接下来与徐爱的对话中,王守仁批评今之学者将知行分离是背离古人的修身宗旨!他以世间“懵懵懂懂、不假思索且任性而为、肆意妄行”与“茫茫荡荡、空于遐想却不肯躬行、凿空杜撰”的两种人为例,指责这些人的良知只能被“声色”和“名货”等私欲隔断,永远无法理解“知行”的本来内蕴,终年碌碌而不能做到尽己心和达到“内圣”的境界。王守仁还批驳后儒不明“知行”的本意,“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只是向外求知而不知其性、不复知有敦本尚实、返朴还淳之行,直至老死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更别谈能尽其心、成圣人了。

“凡人亦可成圣”的“圣人”,也是王守仁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在《传习录》中,他以“纯金”比喻圣人、以“分两”比喻圣人的才智大小。按其标准,尧舜为万镒纯金,文王、孔子为九千镒纯金,大禹、商汤、武王为七八千镒纯金,伯夷、伊尹为四五千镒纯金。显然,这种看法未免太机械了,然而王守仁同时强调这些人都是圣人,正如纯金是看成色而不是分两,他们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其心纯为天理而不在于才智之大小。可见他推崇“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缘由正在于此。

王守仁还辩证地分析了“为学”与“成圣”的关系。强调“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同上)在答顾东桥、周道通、陆原静、欧阳崇一等的书信中,王守仁还阐释了“知行”作为成圣功夫有浅深难易之殊的道理。在钱德洪的录文中,王守仁更是将“知行”功夫系统地分为“生知安行”“学之利行”“困知勉行”三个层次。他以“行孝”为例阐述各个层次的不同:圣人生知安行,能够依良知尽孝;学者学之利行,能在时时省觉上努力按良知尽孝;常人虽想依良知尽孝,但由于“蔽锢”已深,受私欲所阻而无法尽孝。王守仁强调,只有坚持践行“生知安行”的知行合一思想,才能自觉地穷己心私欲,尽己心良知良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三、王守仁修己思想的时代价值

王守仁一生致力于“破山中贼”以平定天下、“破心中贼”以安治人心。当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他平定天下和安治百姓无疑是为明王朝的统治者服务的,但其学说中论述的“明德”“良知”和“至善”等修养品德的思想,提倡“凡人亦可成圣”的修德理念,以及主张“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的修养途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明代官场腐败、相互倾轧,以及世俗功利弊病浸染人心、道德沦丧等恶劣的社会状况,以便重建良好社会秩序来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今天,时代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需要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王守仁的这些修己思想对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良好世风营造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明德、良知和至善思想为个人品德修养提供导向参照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急剧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日趋多元化。相应地,人们思想日益注重个体性和独立性,个人的品德行为也随之受到影响,总体表现参差不齐、良莠并存。虽然社会风气和公民道德建设整体向好,但个人品德失范情况也时常发生,有些还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究其根本,失范形成的主因还是王守仁所谓的个人“私念”。内心私念使个人受限于“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从而衍生出纵情“声色”、痴迷“货利”等悖德行为。解决这类问题固然离不开法治,但个人内在层面的自律也是重要途径。在这方面,王守仁修己思想所蕴含的明德、良知、至善思想可以为当前公民个人品德修养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现代个人品德修养中最为重要的是养成自觉的德性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即朝王守仁所说的“精纯”聚拢。借鉴王守仁的修身思想,在品德修养方面可以从三方面着力。

首先,以明德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发端。如上所说,王守仁一直强调意念之发便有善有恶,光明的德性是善念和一体通融的仁心,恶便是各种思虑和欲望。在任何世代,人的品德之所以有优劣和好坏之分、人之所以纠缠于利害、迷失在金钱、名利的旋涡中,都是与自我的欲念紧密关联的,都是因意念中的私欲日渐繁衍所造成的后果。在品德修养上以“明德”作为发端,在意念发生之际自觉地念善、向仁,有利于逐渐将潜在的悖德欲念扼杀在摇篮里。

其次,以“良知”作为判断善恶准绳的观点含有重视动机作用的合理因素。伦理学研究表明,动机在道德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文述及,王守仁充分肯定“良知”的判断是是非善恶的天赋尺度,他认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他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同时王守仁还强调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即便是盗贼,当世人呼其为贼时他们还懂得忸怩。总体而言,虽然王守仁关于良知的论述不乏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其中的合理内容无疑能为今天的个人品德修养提供准则的导向。他启示我们,纵使是作奸犯科、大恶不赦、品德败坏的人,心中仍有良知和恻隐之心,只是良知被私利所遮蔽和阻隔从而蒙上了污垢、丧失了辨别之准,如果能经常用合乎社会道德伦理的“良知”洁化“为恶”的倾向,就可以在“明德”和追求“至善”的修养上有所进步。

再次,以“至善”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目标取向。至善在王守仁的语境中是一种至纯至精的道德境界,仁义礼智是它的应有之义。至善是“复人之本然”的价值取向和归宿,个人品德修养的要义是自我的至善追求。王守仁的“至善”说尽管不乏空想成分,但能启示我们在物欲盛行的时期,个人在涵养德性和遵循良知上更应以至善为取向,心中存有向善行善的信念、以至善作为追求的目标,个人心中的“七情”就能保持“中正平和”势态,个人的心灵也得以从物质欲望和精神空虚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在功利思想膨胀的当下,无疑具有道德修养的积极的参考价值。

(二)“凡人亦可成圣”的修德理念仍可作为理想人格塑造的基点

由前文王守仁修德思想的分析不难发现,王守仁所推崇的完美理想人格是“德才兼备”的人,他倡导的“圣人”是人人可求且更为讲究心中充满德性和纯乎天理的人,这一“人格生成”维度,依然可以作为现代理想人格塑造的基点。

第一,塑造理想人格关键在塑造德性。王守仁之所以斥责世上庸人不知“作圣之本”,是因为这些人专门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批评此乃本末倒置,强调作圣之本在存养天理德性,世人殚精竭虑钻研和探究知识、技能,反而是“知识愈广人欲愈滋”。反观当下,一些科学狂人、文学大家、影坛名人、商业大亨等领域的翘楚大都知识广博或深精,在才智和技能方面亦是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其中不少人在德行和人格上却往往不如普通百姓,这种尴尬现象恰恰印证了王守仁上述知识能力越渊博、名望越大,内心欲念越容易滋养的观点。世人若明确存养天理、涵养德性乃作圣之本且时时求之务之,不拘泥于“册子”、“名物”和“形迹”,便能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为“纯金”品质奠定坚实基础,这的确是高见卓识!

第二,“凡人亦可成圣”的观点有利于激发人们理想人格塑造的潜能。前文述及,王守仁强调“尧舜”一样的理想人格并非局限于“圣人”、“君子”和“学者”,凡人也可成圣成贤。这种观点继承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启示人们扭转以家庭背景、等级差别和才智大小为标准的道德观和人格观。事实正是如此,“龙凤之子”道德人格上的缺失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不少“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犯罪堕落就是明证。王守仁所提倡的“凡人亦可成圣”的观点有利于启发世人突破理想人格囿于精英阶层的固有思维模式,激励普通大众对理想人格塑造的追求。

(三)省察克治、事上磨练和知行合一的修身路径依然是新时代公民道德践履的重要借鉴

正是明中叶道德风气败坏和人心萎靡的社会现实,使王守仁感到无奈和焦虑,他不仅发出了“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的感叹,而且提出了拔本塞源的解决路径,试图为扭转当时的道德危机态势、挽救受功利之毒浸淫的世道人心尽一己之力。纵观王守仁整个修己学说,其所论省察克治、事上磨练和知行合一的修己“功夫”,着力与主体自觉,这为当代公民道德践行提供了可参照的有效路径。

首先,省察克治讲求杂念和私欲在“未发之中”的意识自律。省察克治讲的是意志的自我约束和自律,即个人时刻体认良知,思考、反省自己不符合道德诉求的杂念和私欲,在萌生之际及时克治。近年来,我国官场、商场、职场、情场等领域道德负面事件,扭曲了大众的道德观念,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是对公民的道德践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人们在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却在个人道德行为层面采取了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淡漠观望、随波逐流的态度,从而加剧了不良的社会道德风气。遏制“道德滑坡”现象,既要从法律保障入手,也要加强类似于王守仁所言体认良知、省察自我的欲求和克治邪念、坚守道德底线的教育引导。

其次,事上磨练是个人“于事上”的道德践履自觉。在事上磨练,是个人自觉地在小事小节和细微之处扩充心中良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觉践行善念,革除贪念、恶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等因素,导致了为官腐败寻租、在商唯钱至上、从文捞名逐利等道德滑坡现象。道德心理学表明,人的私欲的发展往往源于小事小节不能“慎独”自守。细微之处磨练,时时依良知行事以及在事事物物上践行善德、革除恶念,自觉地“正其不正”,防微杜渐,筑牢道德防线,恰恰是各职业各阶层社会成员应有的道德行为自觉。

最后,知行合一是意识自律和践履自觉的集成。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王守仁“知行合一”等思想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引用《传习录》的内容,尤其推崇“知行合一”思想并以此教育领导干部要在知的基础上务实。前面论及,王守仁认为知行以良知良能为本体,而真正的良知良能就是切实躬行良知良能,知与行是合一的、互促并进的;知行合一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意识自律和践履自觉的合力。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正因为在小事小处小节上言行不一、虚言伪事,在道德生活中不能自觉依社会道德规范的“良知”行事,才导致私欲日渐膨胀,悖德行为积以成习,以致完全遮蔽了公民内心应有的良知。这也启迪我们,治理“知行脱节”、知高行底的社会道德顽疾,就必须在道德建设实践上高扬知行合一的旗帜,激励广大公民从自我做起,趋善避恶,抑恶扬善,改过迁善,积德累善,从而不断积淀品德素质,涵养道德人格,升华道德境界。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