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学者对孔子的“仁”多有阐述，对其“智”“勇”思想也有所探讨，但对孔子思想中仁与智、仁与勇的相互关系及“智仁勇”三达德与中庸之道关系的研究较少。孔子强调，仁者须有智慧辅助，智者也应以仁为本；仁者必有勇，勇者也须有仁；同时提倡中庸之道，将智、仁、勇三者并举。

一、仁中有智，智中有仁

针对仁者、智者的不同，孔子曾作了区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以下所引《论语》仅注篇名）此语虽言仁者、智者之区别，但并非否定仁者有智、智者有仁。相反，智和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智应以仁为基础，没有仁心，便谈不上真正的智慧；另一方面，仁者亦须有智慧辅助，没有智慧的仁者，会被愚弄、被陷害。宰我没有领会孔子之仁实则蕴含“仁中有智”的深意，才会发问：“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雍也》）孔子以“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作答，暗含仁者有仁心亦有智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指出，“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进一步阐释了孔子之意：仁者不愚是对孔子原话的阐释，仁者“不私其身”生发了仁者无我的精神，虽明知危险吾必往矣，丝毫不会退缩，仁者的担当与勇气于兹可见。当然，仁者不会逞莽夫之勇，他会分析判断，用智慧抉择，因此不可欺、不可陷。这才是孔子眼中的真仁者形象。

樊迟曾两次向孔子请教“仁”与“知”的含义以及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将两者结合。孔子两次的回答并不相同，一次以“爱人”为仁、“知人”为知作答；一次以“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作答，两者都是从最易理解实施的层面解答，十分平近切实。子贡、颜渊也曾向老师请教过“仁”，孔子给他们的答案又与樊迟不同，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回答子贡，以“克己复礼”回答颜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孔子教育弟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因材施教，根据弟子的资质进行点拨，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樊迟在孔子弟子中属中下资质，因此他给樊迟的答案是樊迟能够理解、接受并可以付诸实践的。若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回答樊迟，超出了樊迟的理解能力和认知水平，其内心无法产生真正的觉受和共鸣，便起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深谙此理，只以仁的较简单层次点拨樊迟。第二，子贡、颜渊天资聪颖，领悟力强，子贡自称“闻一以知二”，称颜渊“闻一以知十”，他们二人对孔子“仁中有智”的思想了然于心，所以不会有宰我与樊迟那样的疑惑，孔子也相应给出较高层次的解答。子贡能力强，思维敏捷，但内在体悟工夫不够，因此孔子启发他多从自身出发，先立己达己，再将立己达己之心推及于人，帮助别人自立自达。颜渊性情恬淡，体悟工夫深，但克己工夫有余而外王能力不足，孔子欲以颜渊作为其思想的传承者，故示之以发扬其思想的方法和途径，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人的资质有不同，智慧亦有差别。孔子将人分为四种：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孔子承认先天智慧的存在，但天赋异禀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因此他更强调通过后天学习得到智慧，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从这个角度讲，持续不断地学习便是获得智慧的不二法门。孔子自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对不好学、只好六德（仁、智、信、直、勇、刚）的行为，孔子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好仁不好学，其人容易被愚弄、被陷害；好知不好学，其人容易不着边际；好勇不好学，其人容易冲动闹事。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既好六德又好学，可以通过好学敏求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具备仁智勇的美德。

真正的仁者往往同时拥有智慧，真正的智者也会知仁之好，爱之慕之，心向往之。《里仁》篇载：“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对“知者利仁”历代学者有不同的注解。《礼记·表记》载：“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意思是说，仁有三种，虽然都能达到仁的效果，但出发点不一样。仅从效果上看不出到底属于哪种仁。只有在行仁时遇到了挫折，才能看出它到底属于哪种仁。这里孔子将仁者、智者、畏罪者之仁作了分别。因此在《论语集解义疏》中，皇侃引申出仁者“禀性自仁”、智者“非性仁者”这一意义，认为仁者是禀性自仁，也就是说，仁者性情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仁心，外力不能改变，“假令行仁获罪，性仁人行之不悔”；而智者非性仁者，只是受了利益驱使才行仁。皇侃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礼记·表记》的影响。

从前文孔子对仁智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虽言仁者、智者之不同，但并不把智者放到仁者的对立面论述，而是肯定仁者仁中有智，智者以仁为本，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方是真正的仁者、真正的智者。因此《礼记·表记》中孔子虽区分了仁者之仁、智者之仁、畏罪者之仁，但并没有贬低智者之仁的意思。

朱熹对孔子思想有很深的体悟，不仅能作出正确的阐释，还能对其进行生发，使之具有更多内涵。他直接抓住了孔子原话的关键，阐释“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为“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论语集注》）。他将“仁者安仁”的境界上升到“无适不然”。“无适”出自“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可理解为无可无不可，心无所住，和光同尘。朱熹将“智者利仁”的境界定为“利于仁而不易所守”，并将“仁者之仁”与“智者之仁”作比较，指出两者的差别仅在深浅程度上，在不受外物影响而改变这一点上两者是一样的，直接提升了智者之仁的层次。这与孔子不对立仁智，视两者相辅相成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作为真正的仁者和真正的智者，孔子强调仁，但并不废弃智，而是视知为仁者的应有之物。没有智慧辅助的仁，不能称为真正的仁；同时，智也要以仁为基础。

二、仁中有勇，以勇辅仁

孔子十分注重仁德，认为一个人若真正具备了仁德的品质，自然而然会具足言语的智慧和心志的勇敢；若其人只会巧妙地运用语言，就算言语胜过别人，也不一定有仁德之心；若其人英勇无畏，虽然果敢胜于常人，也不一定有仁德之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而“仁者之勇”与常人之勇、不仁者之勇有着本质的区别。

区别一，仁者之勇，以仁德为本，故凡事从仁爱之心、好生之德出发，只有善念没有恶念。因为有一颗利人之心，便会勇猛精进。此种勇猛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生成。一是日省吾身。“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认为内省的行为可以消除人的忧虑心和畏惧心。君子言忠信，行笃敬，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内心坦荡荡，因此能做到不忧不惧，得大勇大无畏。曾子、颜渊都十分注重内省的工夫，曾子每日三省，颜渊“退而省其私”，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德行修养的佼佼者。二是通过学习获得。虽然“勇”非人人拥有，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得。《礼记·学记》载，“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通过学习先王圣贤、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我们能意识到自身的勇气不够，知道自身的不足，便会生起强烈的渴求改变现状之心。而那些天性勇敢的人，更需要学习，因为往往外表刚强勇猛的人，好逞小勇，容易招致祸乱。因此孔子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孔子不仅主张通过内省和学习来完善自身之勇，还随时通过言语启发引导勇气不足的弟子获得勇，教导勇敢过头的弟子学会自我克制。例如，冉有和子路都曾向老师请教“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根据两人不同的个性给出不同的答案，其理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区别二，仁者之勇，以道义为行事标准，符合道义的去做，不符合道义的不做。这与世人行事截然不同。世人为外物牵，以富贵寿善为尊，以美服声色为乐，得不到便忧而惧，得到了就乐而喜；以贫穷卑贱为耻，以夭折名恶为辱，欲去之而后快，如避上身之火。为了得到所欲，远离所恶，甚至不分善恶，不论对错，不择手段。孔子则把义放在首位，对富贵不羡不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对贫穷不恶且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孔子之所以如此达观，是因为有道义在心，故能成为大丈夫、真勇士。对于勇和义，孔子更看重义，将见义不为的行为视为无勇的表现，并指出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可能变为盗贼。

区别三，仁者之勇必合于礼。礼与和、让紧密相连。《学而》载：“礼之用，和为贵。”“和”在这里有中和、调和之义，强调有度。《里仁》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让”被认为是礼之实、礼之主，强调不争。重视礼“和”“让”的一面，实则强调有度与不争。仁者之勇不争一时之意气，而是讲究礼让和不争，即使有争，“其争也君子”，十分节制。孔子深知“勇而无礼则乱”的道理，强调勇者要习礼。礼能够“一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气，使之咸于中和也”（《论语正义》）。习礼，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使人“有耻且格”。《中庸》引孔子语“知耻近乎勇”，在孔子看来，一个懂得廉耻的人就接近勇敢了。因为有廉耻之心，首先会从内在约束自己，再扩展到外在的行为，这样就不会做出格的事。习礼能使人达到这种自觉律己的境界。孔子曾针对子贡提出的“君子亦有恶乎”（《阳货》），肯定君子亦有恶，自言憎恶勇而无礼的人。通过《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有爱有恶有忧，但孔子的爱恶忧非平常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颜渊》），并非忧贫不忧道之爱恶忧。孔子曾言：“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里仁》）因为仁者恶人是出于爱。恶其人，是欲使其改恶向善，并非出于私心而恶人，所以才是真好恶。孔子认为，恶勇而无礼的人，也是出于爱心，希望其更趋完善，因为勇而无礼容易招致祸乱，不仅会伤害勇者本人，还可能给他人及社会带来危害，如果以礼节之，使之虽勇但有度，既利己又利人。圣人之存心于兹可见。

孔子的一生都在实践仁者之勇。从十五岁“志于学”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经受住考验的不仅是心志与毅力，更是难行能行的大无畏精神。明知道之不行，明知无法改变礼坏乐崩的现实，甚至遭遇绝食和被追杀，仍一心推行仁道，造次也罢，颠沛也罢，丝毫不动摇。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一定有仁，但对常人来说，有勇而没有仁，就像有勇而没有礼一样，容易招致祸乱。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好勇疾贫、人而不仁这两类人容易出乱子，好勇不仁的人就更加危险。所以，即使常人之勇，也需要仁来调和与完善。

三、“智仁勇”与中庸之道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孔子言仁常兼言知，言礼常兼言乐，言诗又常兼言礼，两端并举，使人容易体悟到一种新境界。亦可谓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艺术合一，人生与文学合一。”综观上文，孔子确实常常两端并举，不仅将智与仁、仁与勇并举，还将勇与义、勇与礼、勇与智等并举，甚至将智仁勇三者并举，其目的在于使人不致堕入一端，失之偏颇。主张不偏不堕，即是提倡中庸之道。

孔子称中庸为至德，感慨这种美德消失已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因此，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孔子试图融入中庸的智慧，让弟子体悟领会，以达到新的境界。有一次孔子参观鲁桓公庙，发现一件欹器，其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借此教给弟子保持“中庸之道”的方法：“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孔子家语》）

孔门诸弟子中，某方面才能超过孔子者不乏其人，孔子曾坦言颜渊之诚实、子贡之聪敏、子路之勇敢、子张之庄重皆超过自己。他们有超过老师的地方，仍甘愿在老师门下虚心受学，主要原因是没有如孔子一般通达中庸之道，即如孔子所说的“回能信而不能返，赐能敏而不能诎，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孔子家语》）。颜渊、子贡、子路、子张虽有过人之处，却不懂回返之理，孔子深谙回环往复、损之又损之道，故能赢得弟子爱戴。

最能体现孔子中庸思想的莫过于《中庸》，它不仅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还构架了“智仁勇”三达德与中庸之道之间的桥梁，使“智仁勇”与中庸之道紧密结合起来。《中庸》阐述了中庸之道的内涵及其不行于世与难行于世，列举三种人对中庸之道的践行：大智之人（舜）行中庸能“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仁者行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明德义之勇者行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调唯有圣人才能真正行持中庸之道。朱熹认为，《中庸》的主旨是“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在篇首引入舜、颜渊、子路之事，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知、仁、勇。智、仁、勇三者不可偏废，否则无法“造道而成德”。《中庸》这样阐述智仁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孔子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表面将三者分而言之，是出于阐述的需要，在践行的时候，则集三者于一身，不偏不倚。

综上所述，孔子十分圆融、睿智，他的言语大多针对实际情境而发，或指正弟子之失、或发一时感慨，无不深蕴中庸之道、仁者之心、智者之睿、勇者之德。其思想中蕴含的执中不偏、不落两端的精神通过智仁勇三者的关系得以体现。孔子强调仁的同时不废弃智，强调智的时候不忽略仁；论仁的时候同时论勇，论勇的时候不忘论仁。如此种种，实则出于一颗悲天悯人、立人达人的仁者之心。

来源：《人文天下》202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