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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

涂可国
国学金典

之所以说儒家心目中的君子呈现了伦理特质,在于君子特别注重自我的道德修为,注重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这大致体现为儒家凸显君子好学、君子修身、君子重行和君子改过。


好学

儒家把好学与君子人格相结合,突出了君子的热爱学习品质。为此,荀子提出了君子“善学”“君子之学”和“君子博学”观念。

荀子强调君子必须“善学”。所谓“善学”,就是全面、透彻的道德学习:“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荀子·劝学》)不能贯通伦理规范、不能专注于仁义的学习,就不能称之为“善学”:“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荀子·劝学》)他还指出,君子意识到如果学习礼义不全面、不纯粹,就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因此致力于博览群书以求融会贯通,思索探求以领会通晓,效法师友以实践它们,去掉有害的东西以保养它们:“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荀子·劝学》)借助于多样化的学习、训练,不仅可以使君子的人体各种器官无欲而正,可以不为外界功名利禄、权势威胁而动摇:“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荀子·劝学》)还可以使之无论生死都能遵循礼义,并培育出道德操守,进而成人以致变成道德全面发展的君子:“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劝学》)总之,正是依靠“善学”,君子才得以培养完美的德操。

荀子从君子小人并提的维度把为己之学视为君子之学,把为人之学看成小人之学,指出君子的学习能够达到内外贯通因而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而小人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表面:“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荀子·劝学》)君子之学可以完善自我,小人之学不过是为了讨好他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荀子强调君子要注重提升道德品质的为己而学无疑包含一定的“合理内核”。

荀子在《荀子·劝学》中阐述的君子之学强调君子天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善于凭借外物、善于学习师友而已:“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世间学问博大精深,先王的遗言遗教丰富多样:“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各个地方的人风俗习惯千差万别,这正是因教化而造成的:“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因此,他提倡君子“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的持久学习理念,要求君子广泛地学习并每天不停地反省自己:“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见识高明而避免行动出现差错:“知明而行无过”(《荀子·劝学》)。可见,学习不单单是君子必修的道德责任课,也是君子防止行为产生过错的重要保证。


修身

对儒家来说,如果说自我修身是普通人的道德责任的话,那么它更是君子不能推卸的伦理义务。《大学》从国家治理角度普遍性地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道德义务,而《中庸》最为明确地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的修身规范。儒家其他文献也就君子的道德修身做了阐发。

1.敬己修己

荀子从天人相分与相合的角度出发,凸显君子为己、修己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他说:

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荀子·天论》)

荀子认为,不像小人那样只是计较个人的功利,君子固有自己的常道、常体、常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做到志向意志崇高、德行深厚、知识思虑清明、生在今天却能崇尚古代,这一切取决于自我的作为;君子恰恰尊重由自己决定的东西,而不羡慕由上天决定的事情,因此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小人则丢弃取决于自己的事务,而羡慕取决于上天的东西,故此日益退步。这些精辟的论说,既体现了君子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易·大有》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又彰显了君子强烈的主观自觉性,表达了君子不等待、不靠恩赐而自觉、自主、自为和自我负责的精神。

2.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历来是儒家倡导的修身之道,也是自我道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孟子着力阐述了这一点。他指出,君子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根据仁与礼来修养自己的心性:“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人类的社会生活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相敬本来是相互依存、相互回馈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可是我爱他人、敬他人反而受到他人的蛮横对待,面对这种不正常状态一般人必定会怨天尤人,埋怨别人不识相、不公平,甚至苛责于人。与之不同,君子选择的是进行自我反思:是不是自己对他不仁、无礼,不然他为什么如此待我?通过反省之后对他实实在在地有仁、有礼了,可那人的蛮横态度依然不改,于是君子又反躬自问:自己对他是不是不够忠诚?通过反思对他表现出忠诚了,他的态度依然如故,于是君子就会确定他不过是与禽兽无别的狂妄之人,根本没有必要去责难他:“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二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孟子这里倡导的反求诸己的君子为己为人之道,生动地表达了君子自我揽责、自我担责的道德主体精神,它是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修养责任的重要方式。

二程同样讲述了君子在与小人相处时应当以一种反求诸己的态度善于自我承当:“或问:‘君子与小人处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则如何?’曰:‘于是而能反己,兢谨以远其祸,则德益进矣。诗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般说来,君子与小人相处难免会遭受侵犯欺凌、困顿和窘辱的祸患,二程认为只要君子反思、反求、自责,只要小心谨慎,就可以远离祸害,德性自然会获得进益。

3.注错得当

君子与小人本无绝对界线,相互可以转换。在荀子看来,君子与小人在资质、本性、智慧、才能等方面本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两者都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他们只是求取光荣、利益的途径各有不同:“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小人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有着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而君子诚实待人也希望他人相信自己,对别人忠厚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秉着正直之心去处理事务也希望别人善待自己:“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荀子·荣辱》)荀子还讲,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君子把自己的资质和才能措置得当,而自己将它措置失当:“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荀子·荣辱》)其实,只要合理开发自己的才质、潜能,即便是小人一样可以变成君子:“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荀子·荣辱》)。荀子这一番话,既指明了小人正确处理自己才质的责任,也揭示了君子具有遵循正常途径合理挖掘和开发自己各种潜能的责任;否则如若处置不当、偏离正道,不注意自我修身,即使是奉行仁义道德,就算是君子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而可能发生危险:“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荀子·荣辱》),甚至不排除与小人同流合污。


重行

对儒家来说,君子必当是重视实践行动的人。孔子就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颜渊》)孔子自认为自己文化知识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尚不能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这是孔子的谦辞,却也表明君子应当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之于实践当中,做到知行合一。

众所周知,王阳明推崇知行合一,他的特异之处是把这视为君子之学的内容。他认为,诸如“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道问学”,本质上是为了“一以贯之”地“以蓄其德”,是为了“致良知”,是为了“尊德性”。两方面是合二为一的,因而所谓的君子之学即是知行合一之学:“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君子不能像世俗之人一样只是停留在言谈上,不能离开做事的实行工夫,不能把知与行二者分开,而要在行动中去实实在在地做当做之事,完成应尽的本分。


改过

君子不是完人,难免也会产生过失。君子犯过,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外界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君子不能很好把握尺度而偏离中道不失为原因之一。二程分析说:“君子常过于厚,小人常过于薄。君子常过于爱,小人常过于忍。”君子过分溺爱会使自己犯错,小人太刻薄更会使自己犯错。

儒家虽然凸显一般人要思过、改过、责过,却更强调君子的改过。《周易》根据损益原则指出君子应当见到善言、善行改变自己,如果有何过错就必须马上改正:“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卦》)孔子继承了这一君子改过迁善思想,指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君子要爱学习、讲忠信,而其中不诿过、不惮改,注重责己之过、改过从善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以玉比德”的思想传统,阐释了“君子比德于玉”的观点,并把它与君子改过结合起来。他说:

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医,羞问者圣人去之,以为远功而近有灾,是则不有。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磨,过而不濡。

君子之所以能够比之于玉,既在于玉具有润洁、有棱角却不伤害人、坚强而不被磨灭、温润而不柔弱等优质品格,也在于它极为清洁而不遮蔽自己的瑕疵,总是显露在外。君子如同玉一样,具有仁义德行,它不隐藏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他不知就问、不能就学。

周敦颐不仅指明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的自我道德修养,而且凸显君子改过。他说:“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人都会犯过错,也能改正自己的过错;只要善于改过,就不妨碍成为一名君子。可见,改过既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也是君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自己体贴出来的天人理论,张载揭明了独特的君子改过论。他说:“君子于天下,达善达不善,无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悦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过虽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讼;共悦者,善虽在己,盖取诸人而伪,必以与人焉。”这段话的大体义理是:君子虽然对于天下可以表达善意和不表达善意,但没有自我的私心私意;如果他人与我都能遵循天理,那么就共同喜悦,反之,假如违背了天理,就一起改正;他人有过错就如同自己有过错一般,故而君子注意自己责备自己,假如自己拥有善心、善德和善行,就应努力帮助别人改进,并且做到与人为善。张载指出,一个君子不光要学会自我改过,还应该协助他人改过迁善,以寻求共同致善。

(本文节选自《儒家君子的伦理性特质论析》)


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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