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自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仪式上被授予后，已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一个符号。那一天，23位“两弹一星功勋”从历史大幕后面走出来，第一次集体脱密、集体亮相、集体受勋。他们的人生轨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投入“两弹一星”事业时全都是“我已无我”的精神状态。本文以纪实文学笔法，勾勒出中国核弹专家王淦昌命运多舛而又波澜壮阔的大美人生……

从“救治生命”到“科技救国”

中国核弹专家王淦昌于1907年出生，那时的中国正饱受外强凌辱。王淦昌的父亲希望王淦昌长大后成为一个精通医术、治病救人的医生。父亲的深意在于，你救不了国，但你完全可能去救治国人的性命。

然而，在王淦昌4岁时，父亲意外去世了。深受打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王淦昌，没有了依靠，更看不到人生的前景。这位本就孱弱的女子苦苦支撑，日日以泪洗面，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最终，在王淦昌14岁那年，她悄然离家，再没回来……

王淦昌的外婆收留了王淦昌，这让王淦昌有了一个在上海就读中学的机会。失去双亲的王淦昌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孤独求学，看到了列强肆虐、民不聊生的凄凉情景，小小年纪的他，悄然规划着自己的道路—上课时认真读书，下课后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

这样的规划被王淦昌悄然而成功地实施了4年多，在18岁那年，因参与示威游行而被捕了，抓捕他的人是个印度巡捕。面对人高马大的印度巡捕，年轻的王淦昌毫不畏惧，他义正言辞地自辩说：我是为我自己国家的明天而奋斗！你的国家已经被殖民，如果这种事情出现在你的国家，你还会抓他们吗？中国青年学生的这番话击中了印度巡捕内心深处的痛点，他瞅准一个时机，偷偷释放了王淦昌。

此事极大地鼓舞了王淦昌，他愈加积极地边上课学习边参与爱国救亡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已是清华大学二年级在读的王淦昌，面对伤亡同学的惨状愤怒激昂，发誓要继续游行，力图靠着满腔的青春热血和年轻的生命去抗击这个至暗的世界。

这次，王淦昌的老师出面劝阻了他。老师看他聪慧过人，又有使命担当，断定这个学生将来必会对国家有大贡献，不想让他手无寸铁地拿着青春与生命与乱世相对抗，便在一次考试后与他促膝长谈。老师向王淦昌描绘了中国汉唐时期的鼎盛与强大，分析了国力强大与国家安定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只有好好读书才能为国效力的道理。老师给他的告诫是：国家有难之际，身为学生必须要好好读书，将来为国所用。当今之世，只有科技才能救中国。

老师的耳提面命让年轻的王淦昌看清了自己的前行之路，科技救国的理念从此成为王淦昌坚定不移的人生信条。他愈发勤奋地攻读各门学科，奔波在清华园的课堂与图书馆之间。最后，这位被老师极其看好的学生不仅各科成绩优异，还在1930年以高分赢得了留学德国的公派名额。

三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

怀抱着科技救国的满腔热情，23岁的王淦昌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求教于德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纳。在导师创建的良好氛围里，王淦昌沉浸其中，没过多久就有所发现—他兴奋地提出了发现中子的设想。

但是，导师并不以为然。导师身为名家，自己又是导师唯一的中国学生，王淦昌自感没道理坚持己见。可是仅仅一年之后，一位英国科学家便根据王淦昌的思路发现了中子，从而摘下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年轻的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26岁那年，王淦昌顺利拿下了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导师的挽留，也没能影响王淦昌的归国心。有人劝他说：为什么要回中国？你这么优秀，留在德国肯定能大有作为，中国的科研条件那么差，你回去了能干什么？王淦昌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我来德国求学，就为了要报效祖国，不为别的。

王淦昌在浙江大学教书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整座大学开始了漫长的西迁，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最终在贵州湄潭停下脚步，建起了一座战时校园。王淦昌的物理实验室就建在当地一座破旧的寺庙内，所有的实验器材都由师生们自己动手制造，唯一的动力来源，是将一辆报废汽车的发动机加以改造后变成发电机。王淦昌对物理世界的探究从未因战乱而止步，王淦昌先于全球所有的物理学家，创新性地提出了有关中微子存在的设想，并给出了如何证明其存在的物理实验方法。那个建于寺庙中的物理实验室，条件简陋得只能勉强完成教学实验，根本无从完成这一极具前沿性的物理实验。王淦昌便只好纸上谈兵。1941年，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发表了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王淦昌的论文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兴奋之下立即着手实验，并将该实验高调命名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后来，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继续接棒实验，最终，他们两人据此拿下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在当时的贵州湄潭人眼中，人们只知道王淦昌是个“羊倌教授”。因为那时王淦昌每天早出晚归时总是牵着两只羊，他每天早上把羊拴在寺庙实验室旁边的草地上任它们去吃草，然后走进寺庙实验室。做完一天的工作后，再牵羊回家。那时的王淦昌体弱多病，患上了肺结核。在偏远的贵州大山里，妻子无计可施，只好从老乡手中买来两只羊，为王淦昌补补营养，以便他能有充足的体力搞研究。

当时的每周六，都有学生相约去王淦昌家里交流学问。王淦昌深入浅出的专业解答，正确高效的学术方法，让学生醍醐灌顶，愈发激起对物理学学科的钻研热情，一位又一位名声显赫的科学家从王淦昌身边走了出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就曾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学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1956年到1959年，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淦昌受国家委派，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这个时期，可谓是王淦昌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身后有祖国的强大支持，身边有苏联老大哥的并肩作战。最重要的是，王淦昌与小组成员一起，先是领先世界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后又领先世界首次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如此密集地频频出成果，引得全球物理学界为之震动。那时许多人都相信，新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肯定非王淦昌莫属。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一夜之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全部技术协议，包括王淦昌参与的基本粒子研究。王淦昌小组的研究被迫中断，半路夭折……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让王淦昌愈加明白，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科学家的用武之地。科学家与祖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就有了他那脍炙人口的金句—“我愿以身许国”！

说这句话时是1961年，王淦昌刚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前往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标志着他将进入相对陌生的应用物理研究领域，远离极其熟悉的粒子研究，更远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甚至是远离“人世间”，他投入到中国的核弹研制。当时，他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早在1955年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将自己全部清零，包括姓名。很快，“王淦昌”这个名字消失了，远在西北大漠深处的原子城里出现了一个名叫“王京”的科研工作者。“王京”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研究方案，不是深入车间和实验室，就是奔波于核试验场。王淦昌对待技术问题极其严苛，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王淦昌都力求万无一失。后来，“万无一失”成为王淦昌的人格标识，只要看到有他的参与，只要看到他身在现场，上上下下就有了稳妥踏实的感觉。

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高龄新党员

王淦昌以“王京”之名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度过了激情燃烧的17年。当他回京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被获准公开身份后，立刻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实名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72岁的王淦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高龄新党员。

1984年，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荣誉证书。这个证书的含金量很大，它在德国被尊称为“金博士”，其宗旨就在于—向那些获得学位50年后依然站在科学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王淦昌终其一生致力于构筑中国人的核弹盾牌，却在90岁那年在林荫道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撞成腿部骨折，自此大病不愈，仅仅一年后就与世长辞了。

来源：《炎黄春秋》2022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