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孕育了多种形态的文化与文明，在中国哲学思想、生活美学、精神气象、社会格局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与休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流派众多，冯友兰曾总结道：“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个结论基于儒、释、道等诸多学说。深入研究发现哲学与休闲共同担当了“认识人性”这一使命。

据史料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五帝本纪》）。至西周，已形成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乐文化社会格局。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周礼·保氏》）。

古代哲学在于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在意其入门的路径——心学、心性需要休闲的滋养，哲学与休闲相互环绕。

休闲：“审形辨意”

中国文字属象形文字，字体具有“审形辨意”的特点，即能把事物的表象和本质关联在一起。“休”与“闲”二字就具有这样鲜明的特点。

在《康熙字典》中，“休”被释义为：人倚木而休。从字的结构看，“人倚着树木”，表明了人是自然的产物，蕴含人与自然融合与和谐之意。“休”字还有“吉庆、欢乐、福禄”之意；也通假“温和”与“温暖”。

“闲”字，在象形文字中，有两种写法，即閑、閒，意味着庭院植树或庭院赏月，隐喻“花前月下”“闲情逸致”的意境。闲，还引申为开阔、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亦通假“娴”，具有娴静、思想纯洁与安宁的意思。

在对字义学和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休闲”二字的核心意义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气象与生活品质方面。因此，先贤这样概括：“休，静也，以修身，以致远；闲，雅也，言行正，不逾矩”。从本质上讲，休闲的词义体现在古人人性之中。休闲的特点，是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鲜花落地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人的心性、智性、品性、德性，可谓“由心入径”。

据成中英先生解释，在古代文言文中，“休”与“闲”可以互用，即表达同一种意思。比如《诗经》中，人们吟诵：“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诗·小雅·菁菁者莪》）“其心闲而无事”（《庄子·大宗师》），“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等等均以单字形式出现。

“休闲”一词最早被使用见诸《三国志·陈思王传》中，其中注引曹植的《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二十五史》中的《北史》卷一百记载：“每休闲之际，恒闭门读书，不交人事。”这些是“休闲”早期的出处记录。

从文字“审形辨意”的特点看，古人休闲理念的建构深受“忙”的启迪。“忙”字，形声字，从心，亡声。本义：急迫，慌忙。“事情多，不得空（跟闲相对）。”因此，人们常说：“忙死了！”一忙，就意味着心死。有诗为证：“浮世忙忙蚁子群，莫嗔头上雪纷纷。”可见繁忙状态不利于人的成长。

从古至今，处理好忙与闲的关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正因为如此，“由心入径”——心到此处悠然，既是休闲的本质特征，也是古代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

休闲：由心入径

由心入径，是古人休闲的本质特征，这可从中国哲学中流行久远的“心性”哲学学派找到依据。心性之论，始于孟子5。心具有个体性，我思据我心。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性始于恬静，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恬静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于“省”的过程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静，是达到心性所必需的条件。这个哲学基础，强化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恬淡、达观与宽容的心神状态，也为古人休闲观开辟了“由心入径”的认知方法论。

老庄哲学体系以“道”为核心，突出了“自然”之精神。既讲“自然之道”，又十分注重个人主体的精神与心理状态，极力主张去常知、忘情欲，内心虚静明觉的个体存在。“乘道德而浮游”（《庄子·山木》）、“乘物而游心”（《庄子·人间世》）的内在超越性，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心性的自由。庄子通过“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两条途径达到“人乐”与“天乐”，其一“自由”，其二“齐物”。“在无限的宇宙自然界自由翱翔，以‘万物齐一’的眼光俯视大地，以此解除人类的‘桎梏’、‘倒悬’，以此实现心灵的超越。”庄子两种“达道”境界，不仅开拓了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也使“心性”的内涵更加丰富与深邃。

王阳明，乃孟子心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注重“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和心性修养，强调生命的过程和人之为人的状态。

“由心入径”，还可以从中国传统医学中找到依据。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内经》10中，从医学的角度提出神定在养生与治病中的作用，其中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过于躁动，神不内守，耗伤气血，扰乱阴阳，损伤脏腑。当然，“以静致动”也是一种“静心”形式。儒家哲学中的“吾日三省吾身”，重视内在的心诚。

“由心入径”，符合中国人内敛、含蓄、主静的性格特征，认同体静心闲、静能生慧，达到个体修为与情趣高雅，是为休闲的最高境界。可见中国哲学从初始就带有休闲气质，并逐渐形成了以心性为研究对象的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其中“休闲”与“静心”都成为发展这个体系的重要对象，并在儒、释、道各家理论中存在系统的关联。

儒家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礼、乐教化人格与品格的养成，是古人休闲生活的基本功。自周朝起，官方教育就融入了“六艺”，使“六艺”成为人的休闲生活的必修课。“六艺”本身既在休闲，也在培养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人性的多面性，“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大学衍义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强调人的心性中应具备道、德、仁、艺四种文化修养。一方面，可以践履休闲生活；另一方面，达到内心的安娴、恬淡。“心”与“性”的关系，实则表明休闲与哲学具有同样的属性。

孔子精辟地解释了“忙与闲”“张与弛”之间的辩证关系：“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2这个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古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仪之邦”的形成。

老子强调“静观玄览”，认为“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第四十五章），告诉人们：清静乃是天下正道。庄子强调通过“心斋”和“坐忘”，追求内心冥寂、与时而动、与物而化、无所不适。可见在“由心入径”中，休闲与哲学的必然联系。

休闲：精神气象

古人的哲学常常将休闲与自然哲学、人格修养、审美情趣、文学艺术、修心养性、生活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田园派诗人陶渊明的“隐逸诗”充满“正始明道、诗杂仙心”，给诗文带来新的精神气象。他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北宋词文大家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休闲之道。在《临皋闲题》中有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里的“闲者”是休闲的最高境界，能心清神旺，达到超凡脱俗；既能“小隐在山林”，又能“大隐于市朝”。无论隐于何处，他们都保持心灵中的清净、安然，及对远方的眺望。一派卓然的人性之美！

修禊（也称雅集），是中国古老的习俗，是暮春三月在溪水边洗濯去垢、消除不祥的一种节日活动。这种场面最生动的记录当数公元353年，亦即晋穆帝永和九年，书圣王羲之与一群文人雅士会于山阴兰亭，饮酒赋诗中趁兴写下《兰亭序》。全序二十八行，共324字，情文并茂、心手合一、气韵生动，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亦展现了“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人格魅力。

中国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等都在雅集中饮酒茗茶、吟诗作赋、议论学问，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传统的文人雅集，具有很强的休闲性质，一边是游山玩水、亲近自然，一边是诗酒唱和、书画助兴，践行了“由心入径”的休闲体验。

“文人雅士”最重要的休闲生活，离不开读书与琴瑟。因此，有“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之说。读书，不仅是古人生活方式中重要的内容，而且是礼仪教化之养成的必然途径。

古人对琴瑟也高度赞誉：“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而不诈。”甚至认为：“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以“琴”来隐喻禁止淫邪以存正气。所以，琴被认为是圣人之乐、圣人之器。琴是读书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用以营造空灵清澈的精神世界、沉潜平静的氛围。在古人心性修为中，弹琴既是休闲文化的象征，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多彩的人生。

休闲：生活美学

在民间，与古代休闲有关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心灵手巧、性德一体的生活美学。与生活相伴的各种休闲活动品类，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气功太极、坐忘入禅、精工技巧等等，不仅给黎民百姓休闲生活以乐趣，又给民间创造以条件。

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订立的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也具有愉悦身心、休养生息、顺其自然的天然禀赋。比如，祈年求雨习俗、祭山拜地习俗、开犁挥镰习俗、丰收庆典习俗等等。这些仪式不仅提升了审美情趣，也编织了生活中的多彩画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古人这种自然观，深刻影响了生活美学的形成。

“小康”见诸《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即让生活轻松，不那么繁杂劳累，人的生活应当闲适，是好日子的目标。

史料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先民深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道理，养成了俭以养德的传统；“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为农耕社会留下了富饶的精神空间。在民间最为流行的是利用“家训”的形式，培养人的道德伦理、礼规礼仪，凸显休闲教育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

“家训”名篇，如孟轲母《母训》、诸葛亮《诫子书》、《三字经》等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易铭记、易背诵、易实践，且与人民大众的休闲生活密切相连，成为端正门风、振作家声、名垂后代的范例。

“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在于推崇仁、义、理、智、信、温、良、恭、俭、让。训诫内容常常体现在：（1）注重家法国法；（2）和睦宗族、乡里；（3）孝顺父母尊敬长辈；（4）合乎礼教与礼规；（5）祖宗祭祀、追终慎远；（6）修身养性、勤勉督学等方面。家训也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宋代书院有397所。”当时的临安设有太学、宗学、武学最高学府，合称“三学”；还有算学、书学、医学、画学等专门学校，“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民间戏艺活动场所也满城皆是，供人们演杂剧、杂技、相扑、说书、讲史等，可谓昼夜不辍”。古人说得好：“家有钱财万贯，不如薄艺在身。”而古人的“薄艺”往往体现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节俭与雅致的生活方式上。

“女红”是古代女性闲情雅趣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一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孕育“女德”；二是陶冶女性善良、美好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语言、肢体、体态、妆扮、口授等形式表达出来；三是对塑造一代又一代母亲的角色和形象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对繁衍后代、养育子女，身体力行地传承女子美德方面功不可没；四是对家庭休闲生活有一个良好的导引，丰富了农耕社会物质匮乏条件下的文化精神生活。

一般而言，“琴棋书画酒诗茶”是古代人生活中必备的内容。以“吃茶”为例，“君子之交，清茶一杯”，其含义是追求一种纯洁的友谊。而吃茶的过程，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清茶入杯，看嫩芽舒展沉浮，在氤氲的茶雾中，独享一份清静。这种日常化的审美生活净化了人的心灵，富足了人成长中的精神要素。

“旅”与“游”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同样受到古人的高度重视。“旅”字，不仅具有“外出”之意，而且也含有“共同”“行得正、走得端”之意。即走出去的时候，要合乎规范，端正得体；既是个体修为，也是良好教养。“游”字的内涵是“从容地行走”。因此，古人讲求“游谓闲暇无事之游，然者游则不迫遽之意”。

古人通过休闲认识了人性的多面性，也丰富了哲学的实践路径。

休闲：社会格局

古代中国，统治阶层对休闲之事也有很高的期待，社会治理对传承“六艺”都有具体的指导：“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可谓历朝历代都有着不俗之绩。

对礼仪的要求小到衣食住行，如衣着容貌：“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弟子规》）行为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言语辞令：“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文言》）形成完整、系统的礼仪礼规，培养人在社会中的道德伦理，是古代哲学重要的命题。

统治阶层在政务之余也创造了流芳百世的文化艺术形式，潜移默化了哲学传统及“以人为本”的观念。

“梨园”，兴盛于唐明皇。史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斯为梨园发轫之始。

明成祖敕撰的《永乐大典》“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7亿字。

清朝的康、乾二帝都有极深的文化造诣。康熙帝嗜书好学、孜孜不倦之精神亦堪称道。据悉，“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吕律、数理、佛教经论、道书，无不涉猎；而在日理万机中不忘翰墨，注重修心养性，体验人生境界”。

乾隆帝，博学笃行，习字作画，雅集收藏，爱好旅行。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除此之外，还对许多西洋器物发生兴趣，并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

我们还可以在休假制度中，理解休闲、休息、休假之于古代官员的重要性，以及着意对上梁诸君子才艺的培养于国于民之利。

秦汉之初，并没有明确的休假制度，而是国家以立法形式要求人们例行对天地及诸神的祭祀。规定人们放下农事、走出宫院、停歇吏政，希冀通过各种祭祀、礼拜，表达对自然、生命、先祖、神灵的敬畏与谦恭。不仅展现了相当成熟的政制方法和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也体现了对人的精神世界、伦理秩序、社会庄严氛围的营造。

据史书记载，西汉时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汉律》），即官宦每五日可以休假一天。还规定：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夏至为例假。“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后汉书》）

唐、宋两朝是盛世，从休假制度中便可窥见一斑。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假宁令》有18条关于各种假期的规定，包括婚庆、丧葬、忌日、出行等方面。

明朝较之唐宋两朝假期有所缩减，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将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宦可休养生息不奏朝事，对民间的放灯饮酒作乐也不干涉，以此“永为定例”。明朝官宦的休假却有一大特点，大多以淘书、刻书为休假之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明代虽然节假减少，但官宦士大夫休假期间的社会交往频繁，常常与读书讲学，讽议时政相关。”

清朝基本承袭了明朝的休假制度，官宦们往往借假日相邀而聚，以诗会友，品评文章。

“以人为本”，以及政制中的人文关怀在立法中也有体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不夺农时，不蔑民工。有忧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另有记载：“凡役众劳民之事，勿轻行之”。社会治理的阔达，缔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多种辉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朝拜的中心。

古代哲学，在认识人性过程中，亦对“上层建筑”有严密的构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尤以“腹有诗书”内在方面塑造人。其意义，不容小觑。

结语

中国古代哲学的境界在于认识人，休闲“由心入径”，是从内在的尺度完善与提升人性。哲学与休闲沟通，创造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象、生活美学、社会格局。大量史料证明，古代哲学中蕴含休闲思想；人的休闲行为为探究人性打开了一个窗口。“由心入径”隐藏着哲学与休闲相互作用的力量。

“由心入径”中的休闲，始终以“细雨湿衣，闲花落地”的方式滋润着人们的心性、智性、品性、德性，默默地养育与护卫人的精神家园。通过心灵、心趣、心态、心境、心性，创造身体和物质生命之外的审美活动。

休闲，可以提升人的生存、生命、生活的品质，是心灵自由、灵感迸发、审美体验、精神创造和社会格局的归属之所。休闲的力量，似乎无法准确地衡量。但是，任何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传承从来都把休闲置于崇高的位置。“由心入径”则是休闲与哲学的最高境界。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