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林则徐临米芾行书《天马赋》

四条屏128cm×29.3cm×4

山东博物馆藏

山东博物馆藏清林则徐临米芾行书《天马赋》屏，纵128厘米、横29.3厘米，四条屏，花笺纸，每纸画淡墨界栏四行，行宽6.5厘米，内容为节临米芾书《天马赋》。

“若夫，跃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而建德项絷，横驰而世充领断。咸绝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岂肯浪逐金粟之堆，故当下视八坊之骏。高标雄跨（屏一）也，逸气下衰而照夜矜稳。于是，风靡格颓，色妙才骀，入仗不动，终日如坏。乃得玉为衔饰，绣作鞍儓，枣秣粟豢，肉胀筋埋，其报德也。盖不如，偷卢噬盗，策蹇胜柴（屏二）。铸黄埚而吐水，画白泽而除灾。但觉，驼垂就节，鼠伏防猜。妒心虽厉，驯号期谐。誓俯首以毕世，未伏枥以兴怀。所谓英风顿尽，冗长常排。嗟乎！若不市骏骨（屏三）致龙媒如此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乔岳，扫四夷之尘，较岐阳之猎，则飞黄腰褭，蹑云追电，何所从而遽来。芑田世六兄属临，少穆林则徐（屏四）”。

钤印两方“林则徐印、读书东观视草西台”（屏四）。受书人“芑田世六兄”不详，“芑田”当为某人之字，行六，与林则徐为世交。清代书画流传于今可见“芑田”为接受人的尚有数件，如：摹清湘小景，款识“芑田六兄雅属，醇士戴熙”。字联“襟期皎洁中天月，气宇从容出岫云”。款识：“芑田贤弟属，邵亨豫”。钤印：“臣亨豫印（白），汳生（朱）。”据作书画者的时代推断可知，“芑田”或为同一人。

此作名为临帖，实多自运，且内容多有错讹。从书迹角度而言，此临书能得米芾风神，细察则可见与米芾书迹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减却米书跌宕、开张的体势和圆厚的笔意，写得更为温和、不激不厉，体势倾向于平正、收束，用笔时见方扁精巧，稍显工稳细弱，有馆阁之风。

清林则徐圭璋黼黻八言联

山东博物馆藏

清林则徐大苏小米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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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则徐学书道路

林则徐的学书取法与科举考试对书写的要求密切相关，并且终其一生未脱馆阁之习。

林则徐幼年即跟随父亲林宾日读书、习字，林宾日苦求功名而不得，便将希望寄托在林则徐身上，他的写字入手自然是紧追科举的要求。

林则徐十四岁中秀才后，在福建鳌峰书院读书七年，醉心经世致用之学。从他抄录的“书法”撰述中可知，此间他至少临习过《淳化阁帖》《右军十七帖》《曹娥碑》《乐毅论》《东方画赞》《绛州法帖》《大令十三行》《定武禊帖》等。这些法帖，不离“二王”一系帖学，也是当时馆阁书风的基础所在。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考取进士。在京期间，林则徐交友广泛，有会试座师董诰、曹振镛，本房师沈维矫，同年程恩泽、李彦章，同乡郭尚先、梁章钜等，并参加文艺团体的诗文酬唱活动。林在翰林时书名已显，金安清称其“出入欧董，尤长小楷”（见注释1），程恩泽也赞曰“书自颜柳入，自将堂堂旗”。可见，林则徐的书法是自唐人入手，林在《跋沈毅斋墨迹》中谈到：

“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版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规矩而躐等于锺张羲献，是尤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见注释2）

此后的岁月中，林则徐于政务之余，不废翰墨。林则徐对帖学一系书法有着广泛的取法临摹，如他对米芾书法的关注。目前可见的林则徐书迹中，有多件节临《天马赋》的书作，或轴或屏，各有异彩，而山东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四条屏可谓是其中的精品。从他的信札和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林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作交流、书迹品题活动是非常频繁的，他们的取法方向和关注重点都在帖学一系，可见科举制度影响下帖学的强大统治力。

清林则徐绕阑半榻七言联

山东博物馆藏

清林则徐赤壁横渠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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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则徐书学思想

林则徐是中国传统士人的典型代表，静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遵循的人生信条。林出身寒门，锐意科考，官至一品，从政三十余年，为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可谓宦海沉浮，得失尽尝，而始终能以泰然之心处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或许是他人格的最好写照。对于传统士人，书法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余事，虽然他们在书法上也投入着长久的热情和精力。正如《颜氏家训》中告诫子孙“慎勿以书自命”，人生所追求的应当是兼济天下的大业，而不仅仅是笔墨之间的个人修为，这几乎成为后世士人共同的目标。

林则徐的书法理论和实践紧紧围绕着传统帖学。林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二十六岁的林则徐考中进士，直到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去世，从政近四十年。这一段时期，既是清王朝由盛极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碑学书法日渐兴盛的时期。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不断，经世致用之学充满着危险，许多学者将精力投入到金石考据之学，从而带动了篆隶古体的复兴和碑学书法的发展。至林则徐生活的时代，碑学书法的影响已日渐巨大，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出，已明确提出贬斥刻帖、尊崇北碑的观点，标志着碑学理论的确立。在创作方面，出现了伊秉绶、邓石如等篆隶大家，代表了当时碑学书法创作的高度。但是作为积极仕进的科举士人，林则徐没有在从政后走上碑学的道路，也是有着深层的原因。林则徐十四岁考中秀才，即入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跟随郑光策读书治学，直到他二十二岁考中举人。鳌峰书院崇儒，反对烦琐的汉学考据，讲求经世致用。这一段时期的求学对他一生的思想影响至为深远。一方面，林从政后，“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官事无巨细必躬亲，家居必熟访民间利病”，处处体现出入世、务实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林则徐终生研习基于实用的帖学书法，没有走向金石考据的碑学书法。

林则徐书法从唐人入手，精于小楷。如果说林则徐的书法以唐人楷书为根基，不如说他终生未脱馆阁窠臼。林则徐在《跋沈毅斋墨迹》中谈到：“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版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锺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见注释3）这体现出他对工稳、规矩书风的恪守。林则徐主张写字须刚柔相济，力追“笔力秀挺，墨气鲜润”，这也带有浓重的馆阁体审美色彩。林则徐书画交流的师友群体如郭尚先、梁章钜等人，也是馆阁书风的代表人物，这也势必影响到林的书风取向。林则徐的书风固然和馆阁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也不囿于此，能够广涉魏晋、唐、宋、元、明行书，有着深厚的帖学书法修养。就宋代书法而言，林则徐于苏、米都多有临习借鉴，而对米芾更是会心颇多：“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分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也。然赵书易学，米书难学，书品于此辨矣。”（见注释4）米书难学，林则徐不避其难，经年临习，可谓于馆阁之中独开生面。

清林则徐致恭甫札

山东博物馆藏

三、清末碑学鼎盛时期的帖学考量

林则徐恪守传统帖学，广泛临习先贤经典，然终未能脱馆阁窠臼。林则徐书学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却很有代表性，这是以书法为余事的清晚期士人高官们共同的书法取向，与其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莫不如此。其实，在科举制对书写要求的影响下、在传统帖学的强大惯性推动下，清代晚期的书写文化依然是帖学占据主流地位。

碑学书法自清初篆、隶古体复兴，参与的群体越来越庞大。自道光末至光绪前期，碑学系的书写实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何绍基、吴熙载、张裕钊、赵之谦等人的创作，将最为普及和实用的楷、行书注入了北碑的原素，为碑学书法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碑学书法实践的发展与碑学理论相互促进生发。碑学理论在总结、指导碑派书法发展的同时，也过于放大了碑学书法的影响，对帖学书法采取了不够恰当的贬抑态度。至于康有为说：“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则是尽情放大了碑学书法在清末的影响，而他的言论又被广泛引用，以至于成为了书法史上的铁论，误导了后人对清中期以后书法史实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无论碑学理论和实践者怎样的尊碑抑帖，为碑学运动鼓吹，有一点事实是不容回避和否定的：在科举制的影响下，普通文士为获得进身之阶，必须从帖学入手，写一手合乎规范的“馆阁体”，以迎合科举对书写的要求，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碑学书法发展的鼎盛期，帖学依然是上层社会的主流审美标准。如道光皇帝学习颜书，举世仿效，“颜体几为帝王家学”。至于说道光之后，帖学大家少出，造诣也不及碑学书家，这是从创作影响的角度给予的评价，自然有其客观合理的一面。但以此来说碑学一统天下，帖学的影响几乎销声匿迹，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史实，因此也只能是持碑学史观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注释

1.林崇墉撰述《林则徐传》，697页，商务出版社，1976年。

2.《云左山房诗钞》卷四，转引自《林则徐全集》，2662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3.《云左山房诗钞》卷四，转引自《林则徐全集》，2662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4.青雨《林则徐的书迹》，香港《书谱》，1976年10月第12期。

来源：《艺术品》2017年08期